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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精良称大观

时间:2014-05-03 13:43来源:未知 作者:张戬炜
常州刻书业自宋代繁荣、直至清末,一直领中国出版事业风骚,确为不凡。

   胡应麟(1551年-1602年),字元瑞,更字明瑞,自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明朝著名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及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其《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对古籍版本的论述,一直被版本学界视为不刊之论。关于刻书,其说——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解释一下,“三吴”,一般指苏州、常州、湖州。“其直重”,“直”为“值”,指价值。胡应麟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说三吴之地刻书之风盛行,且价值最高。关于刻书,胡应麟还有一段经常被相关学术著作引用的话——

  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

  这段话,几乎所有引用者,都让读者以为,是胡应麟认为,苏州、常州刻书最精,南京、杭州要差一点。深究一下,此话不是胡应麟说的,是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引宋代叶少蕴所言。原文如下——

  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

  叶少蕴者,宋代词人叶梦得也。

  叶梦得(1077年-1148年),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宋代词人。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

  从叶梦得的话中,可以得知,宋代时,苏州、常州刻书最精、价值也最高。胡应麟是明代学人,其对典籍刻印之言,如“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直重,吴为最”等,是刻印书籍在三吴地区、尤其是常州、苏州地区的传承的结果。

  自宋代起,常州地区学者的著述就开始丰富起来,与外地的文化交流甚多,书籍刻印开始成为地区产业。宋元之际,常州屡遭兵燹,留下的实物已经不多。如北宋孙觌撰《鸿庆居士集》42卷,宋刻只见闽本和蜀本。《内简尺牍编注》10卷,只见宋闽本。宋张守的《毗陵集》、慕容彦逢的《樆里文堂集》、蔡勘的《定斋集》等,常州只见书目记载,实物都已无存。

  宋元之际,常州地区印书可大致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3类。官刻以经、史部及方志为主,私刻以集部较多,坊刻则以日用各类书籍为主。其情况大致如下——

  官刻: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常州官舍刻陈瓘的《了翁易说》1卷。咸淳四年(1268年),刻《毗陵志》30卷。咸淳刻《毗陵志》,又称《咸淳毗陵志》。(此志是现存常州最早的地方志。原刻残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初刻本,缺第20卷。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赵怀玉曾校勘重刻,第20卷仍阙。)元代官刻无资料。明代官刻本较多,著称的有:明李黼撰《三礼集解》12卷。明邱浚刻《家礼仪节》8卷。明东林书院刻宋杨时撰《龟山集》35卷等。此外,嘉靖年间,常州府刻过《太平广记》500卷,极罕见,载周弘祖《古今书刻》。

  私刻:私刻本较著称的有:明郑梓之刻《明世学山》93种。崇祯年间,吴中珩刻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裴骃《史记集解》130卷、金履祥《通鉴前编》18卷、《举要》3卷。明万历、天启年间,刻成唐荆川《荆川五编》,其中《文编》64卷,《武编》10卷,《右编》40卷,《稗编》120卷。唐荆川本人所刻文集,有纯白斋刻《荆川集》《唐荆川先生文集》,以及他校刻的如宋黄度《尚书说》7卷。隆庆年间,宝山堂刻《荆川先生精选批点语录》15卷等。

  常州明刻书本中,写善镂精的版本很多,《永乐大典》都总裁陈济撰刻《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武进县志》称该书“已佚”。1930年代,常州旧书肆中曾出现一部,被人购去。书用白棉纸精印,字大如钱,版刻古雅。据购者称,毁于文化大革命。

  坊刻:坊刻,即民间商业刻书、印书,多为稗史、小说、话本、诗词,数量浩大,不一一枚举。

  说一下周弘祖的《古今书刻》。

  周弘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中国古代目录学者。湖广麻城人。因朝事不和,被免官。家富图书,且宋元珍籍和抄本甚多,撰《古今书刻》2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各地刻印的古籍,下编记录各地所存石刻。著录明代各类图书2000余种,是研究明代出版史的重要史料。与《明史·艺文志》、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互相印证,可全面了解明代书籍刻印出版概貌,历来为出版史、印刷史、目录学和版本学史研究者所重视。

  目前,《古今书刻》有两个版本传世,一为明黄嘉善刻本、一为清叶德辉刻本。

  据学者钱亚新《〈古今书刻〉地区刻书统计表》,明代至周弘祖著书时,约十六世纪下半叶,中央、地方各刊刻单位所刻书数量,合计176家2482种。其中,常州府刻书达50余种,且有皇皇500卷之巨的《太平广记》。据清叶德辉本,常州府为45种,明黄嘉善本则另有《蒙求》《世说新语》《三子口义》《古四家文选》《香奁八友传》《皇明百家诗》6种。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期,松江府刻印为25种、镇江府刻印为11种、徽州府为31种、嘉定府刻印为2种。

  学者徐学林《明清时期徽州府刻书业》载——

  不少徽州书商和官僚学者们还把编、印、发场所设于南京、苏州、杭州、常州、扬州等全国著名的出版城市,迅速地改变了历史上安徽地区出版以官刻、家刻为主的出版格局。

  常州刻书业自宋代繁荣、直至清末,一直领中国出版事业风骚,确为不凡。 

(责任编辑: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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