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仲夏，一位自称谢建红的先生来电说，他是常州谢伯子之子，最近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杨晓明主编了一部《九十初度——谢伯子先生谈艺录》，遵父之命寄我一阅。他还说，此书出得匆忙，父亲不少友人的文稿未能收录，所以想再出一本增订本，希望我也能撰文加入。我与伯子先生交往有年，是老友了，感情较深厚，早有作文之意，自然不能推却，于是有了这篇短文。

　　我与谢伯子先生有三代情缘。何谓三代情缘？且听我一一道来。

　　第一代缘，要从他的舅公（外祖父）说起。伯子的舅公是民国年间的江南名士，武进邑人，姓钱，名振锽，字梦鲸，号谪星，后号名山。江南文坛上提起钱名山（1875一1944），可谓响当当，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也许有人要问，你生于1941年，怎么能与卒于1944年的钱名山结缘？哪有三岁孩儿与七旬老翁结缘之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第一代之缘，不是我与钱翁之缘，而是钱翁与武进横山包氏族人之缘。这个缘分当上追到上世纪的民国戊辰年间（1928年）。当时包氏族人编修《毗陵横山包氏族谱》，请乡贤钱名山作序。钱翁很少为乡人族谱作序，当他得知横山包氏是宋末抗元义士包圭之后，便查阅《武进县志忠节传》记载：“包圭性沉毅，有筹略，德祐元年元兵围常，郡守姚菩等闻圭名，以便宜辟署武进县，圭慷慨视事。时城中食且尽，与訾等厉兵坚守，城陷，軎遇害，圭犹敛兵巷战，被执，大骂不屈死。”

　　钱翁有感于包圭的忠勇事迹，又感于横山包氏在没有弄清包圭与包拯的谱系渊源之前，采取严谨修谱的态度，宁可认包圭为横山包氏的始祖，也不愿攀附比包圭名头大得多的包拯作始祖。他深感横山包氏族谱是一部“卑不援高，微不附彰，不以贵以亲，不以文覆愆”的信谱。于是痛快地接受了包氏友人之属，挥笔为横山包氏族谱写下了千字长序。因此追溯我与伯子的第一代情缘，当要追溯到钱翁为包氏族谱写序之缘。

　　至于第二代的缘分，则要从我为伯子的父亲谢玉岑撰写《谢玉岑与张大千》一文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环绕着张大千与身边的师友艺术圈，试图寻找这些师友，探究对张氏艺术成长产生过什么影响。故有了著述《张大千艺术圈》的构想。谢玉岑就是其中之一。谢玉岑（1899一1935）是钱名山的得意学生，又是外甥兼爱婿，擅长诗文书画，人称江南才子。张大千早年在诗文上从谢玉岑处获益匪浅，谢氏为张氏的画作题过不少诗词，作为报答，张氏则慷慨地绘赠了上百幅画作。谢氏爱妻钱素渠病逝后，大千特意绘制百荷长卷《天长地久图》，由谢氏题诗留存。谢氏英年早逝，张氏痛惜不已，非但为亡友题写墓碑，还为他的诗词遗著撰写长序。因此谢张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不可不写。我生也晚，与谢张、连同钱翁，并无面缘，只是敬仰神交。要说缘分，这是否也可说是一种呢？

　　至于第三代的缘分，就要说到我与画翁伯子之缘。记得我在撰写谢玉岑与张大千一文的过程中，得悉谢玉岑因近亲通婚，致使伯子先天聋哑，并得知伯子自幼喜好画画，私慕常在他家中出入、探视父病的好友张大千，后在其父的默许下，向张氏叩头拜师。为采写谢张之交，通过常州亲友的引荐，曾到他旧居拜访过。当年他已从聋哑学校校长任上退休，闲赋在家，重操画业。我通过笔谈，向他收集到了一些其父与张大千交往的不少诗词素材。因其时他尚幼，只有十二三岁，所知不多。不过他向张氏叩头拜师的情景，记忆犹新。上世纪90年代后，艺术市场日渐兴起，书画也有了行情，伯子的画值钱了，可以卖钱了，他也逐渐为人所识所知所重。一向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旧居，也开始有人走动，热闹了起来，求画的、买画的络绎不绝。

　　其实谢伯子早享画名，早在1948年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上，就对他有如下评述：“谢氏为玉岑词人长子，生有异秉。虽病喑而胸次寥廓，挥笔落纸，有解衣磅礴之概。家学渊源，得力于石涛甚深。写山水气魄雄伟，作人物则神韵隽逸。”中老年后，常到大自然中写生，画艺更进，画作更为收藏者争购。

　　我与伯子先生的交谊也日益加深，每次回乡探亲访友，必去他家走访，互赠著作画册，交流画坛见闻。值得一提的是，80年前，伯子的外祖父应包氏友人的请求，慨然作序；80年后，他闻讯包氏后人重修族谱，资金上有些困难，又慨然作画，以画换钱，捐赠给包氏族谱编委会，以助其成。祖孙两代人为包氏族谱作出的功德，作为包氏后人的我，是没齿难忘的。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