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秀洲学会于1935年出版的《奄城金山访古记》一书，收录了两部考古报告：奄城考古（作者 陈志良）、金山考古（作者金祖同），由叶恭绰、卫聚贤两先生作序。我只读到其中的《奄城访古记》，以及叶序、卫序和历史学家吕思勉《跋》的复印件。

　　追溯淹城史迹，《奄城访古记》是第一部较系统具有学术价值的淹城考古记录，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是淹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作为可与古希腊、古罗马文物遗存媲美的国家重点文物，淹城进入重点保护和开发的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时期，对此访古记作一简介和评述，必能受到难觅此书以读之，且热爱而饶有兴味探索淹城历史的读者所垂青。

　　叶恭绰序，充分肯定金祖同、陈志良在人力、经济缺乏的情况下，孤军奋斗，从事淹城、金山自力考察的艰苦探索精神。成绩虽然尚属“杳漠”，但方法正确，把淹城考古当做研索吴越文化及殷商遗族南迁史迹的入门向导，进而启迪湘鄂考古，以弄清楚长江上下游文化源流，具有开创意义和价值。

　　卫聚贤序，从考古专业技术的角度，论述淹城考古，属于旅行无目的调查，以陶片、磁片为考察对像。“人多不知利用其物……故陶片磁片遍地皆是。”因为不懂陶片、磁片的考古价值，民间发掘往往不是“毁坏古物”，就是“埋没古物”。整理工作跟不上，“多堆积在那里，自己不过问，又不许他人过问”，报告和陈列展览更滞后，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卫序分析国情，一针见血！审读此访古记，乃感慨无穷。

　　陈志良《奄城考古记》序论。淹城遗址内的大量古陶片，可以证明江南文化的悠久历史，为考古学开辟新途径。淹城研究的中心问题有四：考明奄国史迹、淹城建筑年代、淹城遗址陶片及陶纹研究、遗址古文化层的考定。重点是淹城、奄国史迹及淹城陶片的研究。中国考古研究，正值年幼“发轫”之际，作者深感淹城研究存在的困难。

　　第一节，淹城的现状及建筑年代。

　　常州名士江上梧、陈松茂认为淹城具有“文化上的无上价值”，于1935年5月15日，请考古学家张 凤、蒋大沂、郭维屏抵淹城访古，拾得大批陶片，有几十种花纹，才引著名考古专家卫聚贤到淹城试探。

　　第一次，卫先生偕蒋大沂、黄中英、金祖同、陈志良共五人，于5月26日，冒风雨抵淹考察，由江上梧、陈松茂、江毓荪三先生“指示一切”；第二次，卫先生与刘德明、陈志良三人，于10月26日抵淹再访，由江毓荪、姚廷桢、邱锡甫三先生负责“招待”。

　　在内城基下，发现了文化层。绘制了淹城全图。此图，极有文化历史价值，如子城内，“设有‘淹城农业推广所’，主持一城内之农事”，路、城、河、岗、墩（头墩、肚墩、脚墩）、村（城内有城门口村、高阳村、下村、南边村、小村；城外有孟家村）、亭、古文化层，一一标出，方位明确，尤为可贵。及至20世纪末，淹城开发，迁村平地，今人却忽略了对淹城原貌缩影以备览。访古记，对淹城地貌地物，记载详实，如河之宽狭、深浅，“河水为死水，作蛙绿色，河底均系瓦砾，无软泥盖其上。”“外城河现养鱼十万尾，城内居民五六十户，多孟、窦二姓，俱业农。”惟对子城河，无记载，盖因其已淤塞，致忽略。城依水，水护城，不可能有子城，而外独无河。至上世纪50年代初，子城河犹是极低洼的水稻田，一眼就看出原应是河，疑被填没，种稻了。也许因此而使《奄城访古记》不受重视。子城河后被从中挖出的泥炭、树根所证实，应该是三城三河。不断修正缺失，是科学常规。

　　访古记描述了留城。认为淹城、留城，都是“吴囚越质子处”，也是以讹传讹，存其说，而不必采信它。

　　访古记对淹城遗址的古陶片，特别留意，描写细致。单陶之彩“泥”，有７种，加上涂红、外红内灰、外灰内红，就有10种。无釉彩陶最多，有釉彩者仅少数，断为大都是平民家常日用品，完整陶器极少。遗址内三四件石物，不会远于“新石器时代”。磁片，宋、元、明各代都有。还有“木炭甚多”。陶片等物出土最多处，“则在内城入口处的河边。”（作者对古淹城遭受地震的可能性，未予估料。）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者对淹城深层历史，“在未发掘前，不能贸然置答”。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