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越绝书》等书证，及子城高于内城，内城高于外城，外城高于城外农田，得出结论：子城为古奄族南迁聚居地，吴王筑城囚越质子，汉毗陵县设县治，遂有内城，隋末沈法兴称王，重修子城、内城，另筑外城，始成现状。

　　第二节，奄国史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大篇幅，证明原奄国是反周朝的叛逆之首，“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最积极、最出力的。奄族最初处在淮夷东北，成王东征，奄被迁于曲阜、泗水、博昌等地，另有一部则南移入淮；到成王续征淮夷时，此南迁入淮的奄族，又被迫渡江，遂居有淹城。这一考证，与顾颉刚的论断，基本吻合。

　　第三节，淹城陶片。论述淹城陶片，“在考古学资料中，为最有价值”。断非偶然，而是古代文化相沟通与一致的痕迹。认为“是次于南越王时的遗物”，也就是不会晚于汉代。因淹城亦发现绳纹鬲片，所以也有考古家说是夏代遗物。

　　吕思勉《跋》。赞赏作者考古和作记“用力之勤”，探索南方古文化起源之志笃实，从而论证“文明肇启，必在江海之交”的普遍规律。

　　读罢《奄城访古记》，确信其意义和价值，是严肃、科学的开创之作。待到20世纪50年代，出土独木舟、商周青铜器和陶磁器，更证明淹城史迹，追溯到商周交替，是完全成立的。（文/冯士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