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域历史文化主流，多年前我曾概括：苏州士本位，重知识；无锡商本位，重效益；常州官本位，重读书做官。这里举先贤祠例谈谈常州官本位观念。

     明万历年间，常州府在今局前街小学东南角、原龙城书院故址建先贤祠，定季札以下69位为常州府属8县常州先贤。后增至泰伯以下百人，原高玑、谢应芳、朱昱三个“布衣”被撤，苏轼、杨时等外籍官员名人入选。清同治年间重修先贤祠，明未最后一位状元杨廷鉴位第97位，引起巨大争议。有人诗嘲：贤字须教认得真，忠臣两字写分明，自从静老归祠后，不写忠臣写又臣，而曾为明朝举人，后为清第一个状元，同是“又臣”，又是杨的邻居和连襟的吕宫，却颇受追捧。原因无非是杨曾在李自成农民政权做过事，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吕宫为当朝服务，无人敢讥其“又臣”而已。同时，杨是前朝状元，已经是死老虎，但骂无妨，而吕宫则倍受顺治和孝庄皇太后青睐，骂了可能遭文字狱惩罚罢了。，

     其实，吕并未为常州做过什么，以致虽累官至弘文院大学士一品官，权倾朝野，“里人竟不知有相国矣”。而杨轻财好施，乐善不倦，为常州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常州民间口碑很好。如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破坏，常州府学、县学停办，学舍颓废，杨发起募捐，将常州府学、县学修缮一新，使学生能正常入学。1661年常州大旱，饥民饿莩盈路，杨提议知府设粥厂多处，城设寺院空地，乡设里社公所，还亲授救灾方法防拥挤脱漏，1662年春至夏共150天，“自城迄乡凡70里，救活灾民不可胜计”，在京常州籍官员都赞诵他为活佛度世、山中宰相。而杨为此“殚精耗神，筋疲力竭，不可复支”，1665年正月病逝，去世之日，常州城“里巷息舂，一郡罢市，儿童妇女野哭巷祭，即舟帆过我武进莫不太息坠泪”。可见，百姓心里有杆秤，与那些只看官府脸色的迂腐文人相比，还是有良心的。杨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有着特殊的经历，没有为崇祯殉葬，给李自成农民政权做事，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盛宣怀编延陵先贤著作集，将两人一视同仁，还是比较客观的。

     另外，无锡人说常州府先贤祠设在无锡学宫，宋朝就有了，虽然常州文史学者吴之光先生对此作过专门调查研究，认为常州是府、无锡是县，这先贤祠当然在常州，怎么会跑到无锡去呢?但由于当今领导没有表态，常州文人也就含糊其辞了。其实，无锡在宋朝蒋重珍中状元后，于学前街学宫东南建的是状元坊，无锡学宫《无锡县学新建九先生祠堂记》载，上有陆九渊、尤袤、喻樗、蒋重珍等九人事迹，以后凡无锡元魁、鼎甲都列名在上，如一榜九进士、三科六解元等，成为无锡科举功名坊，同样是常州重视人才的表现，但其并无泰伯、季札、苏轼等先贤，与明清常州府先贤祠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官本位观念而混为一谈。

      官本位观念是常州文化的特色之一，其与同属常州府的无锡商本位观念融合，没什么不好，但作为专家学者，看官员脸色说话办事，就不尊重科学，容易误事，还是值得自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