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文按：

     这篇文章的内容本来是我写作中的书稿《郑鄤研究：还原明末一个士子的完整形象》的引言部分，由于全书尚未完成，发出尚早。

     但因近日有北京某高校谈先生在孔网上购买《郑鄤传》，并希望了解我的郑鄤研究情况，以及郑鄤研究的现状。于是我把引言略作改动，发到孔网的论坛“夫子书话”栏目，给他参阅，以满足他的希望。

     既然已经发出，也就发到龙博上来。因为这里是我的基地，我的郑鄤研究文章大多在龙博首发。

     学术界郑鄤研究（论述）的历史、现状和我的研究方向

     一、明、清至今对郑鄤的记述与研究的回顾

     郑鄤作为晚明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人物，本来微不足道，论官职他只是一个庶吉士，论业绩主要是上了一篇《谏留中疏》，如果没有意外出现，他不大可能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是他被诬陷，成了当时轰动朝野的郑鄤杖母案的罪犯，被判处凌迟极刑，这个案件是研究晚明史不可绕过的话题，他因而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

     最早对郑鄤的记述出现在崇祯六年，那时他尚是一个十分正面的形象。《颂天胪笔》是展示东林党人正气群像的一本书，作者金日升在书中记述了郑鄤对阉党的斗争，记述了他正直的人品、非凡的才能和对父母的纯孝。

     崇祯八年十一月郑鄤被温体仁弹劾入狱，以后对郑鄤的记述出现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中书舍人许曦在授意之下编造了恶俗小说，对郑鄤进行竭力的丑化，这当然是为了迎合政治斗争需要的产物。后来这些小说的内容大部分失传，仅仅留下章回目录，书名有《放郑小史》、《大英雄传》等。

     郑鄤死后，明末清初对郑鄤的记述大致可以分作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比较客观地叙述所谓郑鄤杖母事件的起因，另一条路线是继续对郑鄤大加丑化与鞭挞。

     前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文秉和黄宗羲，文秉在其《烈皇小识》里记录了他所听说的郑鄤杖母的起因，但是他说时间隔了近三十年，究竟是怎样情况，“不可得而究竟”。黄宗羲则在《郑峚阳先生墓表》里肯定地认为郑鄤没有杖母行为，他说为受诬的郑鄤辩护，彰显奸相温体仁的罪恶，是后死者的责任。但是这一条路线的声音当时显得微弱，好像不大被人接受。

     另一条路线的代表者可以说是李清和计六奇，他们的著作影响广泛。李清在《三垣笔记》里并没有说郑鄤杖母，他的目的是丑化郑鄤的人品，揭露郑鄤作伪，说郑鄤采用欺骗的手段，从而获得孙慎行和黄道周这两个正人君子的信任。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十五有“磔郑鄤”和“郑鄤本末”两个条目，他认定郑鄤亲自策划和实施了杖母，除了李清所说的欺骗手段之外，又给郑鄤加上贪财和好色两个恶行。

     李清和计六奇的记述比许曦的恶俗小说对后世影响更大。恶俗小说在当时起到控制舆论的作用，事后一般不会被人采信，只是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谈资料而已。而《三垣笔记》和《明季北略》这两本书则是可信度较高的个人撰述史料，流传广泛，它们对郑鄤的记述在较长时间内影响着普通读者对郑鄤的认知。

     当然站在这条路线上的还有其他人员，如史惇的《恸余杂记》，谈迁的《枣林杂俎》，王世德的《崇祯遗录》等，他们写到郑鄤之时，都对郑鄤的人品持批判或不屑的态度。

     可以说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对郑鄤案及郑鄤其人记述的主要倾向，认为郑鄤是极其不孝的杖母者，他的其他品行亦成问题。

     对郑鄤杖母案记述的转向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以下则是清代乾隆时期起至民国，一些文人学者对郑鄤案的论述。

     沈德潜（1673－1769）在他的文章《书郑鄤狱始末》中为郑鄤杖母之事翻案。他同时指出郑鄤之死固然冤屈，但祸止一家，而崇祯帝的亡国实由温体仁之奸诈而始，说明沈德潜能够把郑鄤案放到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

     其后抱阳生编辑《甲申朝事小纪》，收录了《书郑鄤狱始末》，更名为《郑谦止狱始末》，由于《甲申朝事小纪》流传较广，倒使得这篇文章受到更多的研究者注意。

     郑鄤的同乡、武进人汤修业（1730－1799）因用力之勤、研究之深、论述之广，使他在郑鄤研究方面树立起一个里程碑。他的研究成果包括《郑案传信录》和《郑峚阳冤狱辨（五篇）》，但是前者不见全书，只留下一篇序言。

     汤修业认为郑鄤不可能杖母，郑鄤的主要缺点是“才高语直，见忌乡里”。汤修业批评了陷害郑鄤的温体仁、杨嗣昌，而且批评了助纣为虐、证成郑鄤冤狱的乡人，以及不学无术、传播道听途说的乡村学究。汤修业也批评了不加考证，根据风闻著书立说的无锡人张夏，认为张夏、顾炎武等人以“清议冤峚阳”，所以他有必要加以辨正，还郑鄤以清白。

     汤修业的《郑案传信录序》和《郑峚阳冤狱辨》是后来研究郑鄤者的必读资料，现代历史学者樊树志在《晚明史》中写到，汤修业的《郑峚阳冤狱辨》为后人澄清郑鄤冤狱填定了基础。

     汤修业之后又有几个常州人（郑鄤的同乡）撰文对郑鄤案进行论述，重点都是指出郑鄤并无杖母之事。他们分别是：

     赵怀玉（1747-1823）的诗《峚阳冤》及诗后按语；

     陆继辂（1772-1834）的文章《辨郑峚阳狱》；

     董士锡（1782-1831）的文章《郑鄤传》。

     这类论述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前清进士钱名山（1875--1944）。钱名山甚至协助郑鄤的后裔刻印郑鄤的著作《峚阳草堂集》，为郑鄤诗文的传世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然亦有常州之外的学者参加到为郑鄤辩护的行列中来，如法式善和梁章钜。

     乾隆时代的蒙古人法式善（1753-1813），他的《郑鄤论》是颇有特色的一篇文章。他把批评矛头指向了崇祯帝，这在帝制时代是绝无仅有的。他又认为“鄤之生死，国之存亡系焉”，把郑鄤之死与明之亡国联系起来考察。

     梁章钜（1775-1849）是福建人，嘉庆年间进士，曾在江苏为官八年，位至巡抚。他的文章《郑谦止之狱》对郑鄤案的起因和郑鄤的人品论述较为详细。

     分析以上内容，自清代沈德潜起至民国文人对郑鄤案的论述，重点在为郑鄤辩诬，从事实和情理两个方面论证郑鄤不可能有杖母的动机和行为。他们的分析大多从忠奸之分，君子与小人之辨，人性之善恶不同入手，当然也有人观察到了郑鄤案与明帝国没落大势的关系。

     到了现代，对郑鄤案的论述或者说对郑鄤的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出现了活跃的趋向。

     历史学家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最早于1937年出版，书中对郑鄤案所用笔墨极少，但其观点明朗。他说温体仁“诬害郑鄤杖母这件事，因为郑鄤是文震孟的好朋友，所以故意与文震孟为难，也可以说是与东林党人开的玩笑”。他写道：“当时郑鄤杖母这事，哄传于一时，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那时记录郑鄤杖母的书很多，惟有黄宗羲的《郑峚阳先生墓表》一篇较为质实。

     200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叶军的博士论文《郑鄤研究：兼论明代后期党争》，虽然关于郑鄤的内容不少，但如果把它看作研究郑鄤个人的专著尚值得商榷。该论文在其绪论中就明确表示，“本文选取明末党争为研究鹄的”，“选取东林党人郑鄤作为特定分析文本”。

     当然叶军的博士论文搜集了详细的关于郑鄤的史料，叙述了郑鄤案的过程，在观点上亦有创新。例如该作者指出“郑鄤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明王朝的悲剧”，亦指出“表面上，郑鄤之狱由温体仁、杨嗣昌等人一手操控，但仔细研究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幕后操控者是思宗本人”。

     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晚明史》出版，该书在下册第十章第六节专门列入“郑鄤之狱”的内容。同年《文史知识》杂志第十二期刊有樊树志的文章《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该文认为初涉政坛的文人，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并认为“对于这类悲剧的探究，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于郑振先、郑鄤父子的同情、惋惜与遗憾。

     2013年庞乃明、闫志猛的《教科书里没有的明史》出版，该书有篇《崇祯遭“瘟”与“郑鄤之狱”》，亦是论述郑鄤案的专文。该文认为“郑鄤被杀正是崇祯遭瘟以后轰动一时的大冤狱”，并慨叹“事久自现，一切都会在时间的冲刷下慢慢露出历史的真实”。

     当然现代学者论及郑鄤案的文章不止这些，我认为上述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现代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和以往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郑鄤之狱分析研究，得出郑鄤杖母是大冤案的结论。与清代学者不同的是，他们把郑鄤之狱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当然着眼点主要是崇祯朝的党争和政事的混乱。

     2015年台湾的期刊《思想史.5》（该刊国家图书馆已经上架供读者借阅）刊载了中国旅美学者张颖的论文，该文用英文写成，只有摘要部分被译成中文。标题为《道德准则与丑闻：从十七、十八世纪关于郑鄤杖母案的纪闻谈起》，在摘要中作者写道：“以往研究仅止关注明末政治之混乱，本文则将此案置于一个更复杂的时空情景中。”文章的层次结构是：“首先讨论崇祯朝一些东林人士对郑鄤的辩护。其次将分析清初几篇具有代表性的对此案的描述、评价以及它们的政治道德含意。最后，通过深度考察几位清初人士在散布郑鄤负面形象中的作用，本文探讨政治立场与东林史写作之间的关联、以及有关史料如何生成。”看来，作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重点考察清初几位士人为什么以及如何散布郑鄤的负面形象。当然，这种方法给研究郑鄤案带来了一个新的涵义。

     综合以上的内容，我得出这样的看法：自明末清初直至今日，对郑鄤案的研究，其广度与深度都在增加，这是历代研究者的努力共同累积起来的成果。

     但是也遗憾地感到，郑鄤去世至今近四百年来，未有全方位研究郑鄤个人的学术专著问世。于是我便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对郑鄤从政治、案件、诗文、思想、生活等多方面进行研究，还原郑鄤的完整形象。

     二、我的研究方向与观点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仅仅把郑鄤看作一个政治人物，难以写出一本关于郑鄤的专著，因为资料毕竟有限。这话是有道理。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对于郑鄤并非没有其他值得研究的内容。我的目标就是如上所述，对郑鄤从政治、案件、诗文、思想、生活等多方面进行研究，还原郑鄤的完整形象。

     郑鄤是一个诗人，传世的诗作有一千三百多首，他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对诗学有所评论。他是明末有影响力的八股文选家之一，他的选本的序言多数保留下来，可资研究。他的信仰以儒家为主，兼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他的政论文在当时颇具战斗力，从中亦可以对他想象中的治国理念有所了解。等等。

     如果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考察，不仅有充足的资料可以写出研究郑鄤个人的专著，而且对于加深分析郑鄤案件有所裨益。所以，把郑鄤案件的过程进一步梳理，把它的来龙去脉说深说透，揭露其中的隐情，且分析郑鄤的心路历程，也是我的目标之一。

     我自2009年开始进行郑鄤研究，研究文章主要发于网络和本地刊物。其中2万字的长文《郑鄤案件的本末》曾在个人的博客连载，后被收入《常州家谱文化》（朱炳国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015年，拙作《郑鄤传：解读明末惊天奇冤》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由于本人只是一个业余研究者，水平有限，更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已经写过传记形式的《郑鄤传》，所以对郑鄤续继深入研究之后，想以论文的形式来书写另一篇书稿《郑鄤研究：还原明末一个士子的完整形象》。结构顺序为：首先介绍郑鄤的家世和生平，其次是交游（郑鄤的命运与他交往的友人有着密切的关联），然后对郑鄤案件的过程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明末清初至民国对于郑鄤杖母事进行记述的人员不在少数，书中将对记述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而对于早期的歪曲记述则理应揭露其伪。其后的篇章则分别论述郑鄤的思想信仰、他的诗歌创作和他作为八股文选家的内容。

     相信经过这样的论述，会破除仅仅把郑鄤定位于冤案受害者的单一角色，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真实的郑鄤形象。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概述郑鄤的总体形象：

     他是一个深受儒家忠孝思想熏陶的士人；

     他是最早与魏忠贤作斗争的东林成员之一；

     他是当时颇具名声的作文大家和八股文选家；

     他是一个诗人，虽然在有明一代他的诗作名气不大，但不乏可取之佳作；

     他兼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作为家庭成员，他以孝子、负责任的丈夫、慈爱的父亲来要求自己；

     他不谙政治之道而又卷入政治漩涡，所以惨遭迫害。

     人们免不了以成败论是非，所以他的完整面貌近四百年未受到应有的注意，我觉得到了给郑鄤以完整定位的时候。这也是研究郑鄤的新视角之一，相信这项研究不会毫无意义。

我发此文既是向对郑鄤及郑鄤案感兴趣者介绍有关史料，同时也介绍我的观点，恳请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