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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明末书生误国》之我见

时间:2018-07-27 16:24来源:未知 作者:郑燮贤
而赵翼在考证的基础上尤重于议论,展开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对后世的影响独领风骚。

     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是清代乾隆嘉兴年间三部著名的历史考证著作之一,另两本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而赵翼在考证的基础上尤重于议论,展开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对后世的影响独领风骚。

     就前代历史而言,晚明距清最近,对于晚明的政事得失,《劄记》议论尤多。赵翼能够不落俗套,独创新的见解,而且言之成理,使人信服。如其中《明末书生误国》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

 

     赵翼以“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一句引领全文,先举南宋和议之事为例,然后剖析明末形势,认为言官盲目反对议和,导致明王朝错失良机,最终亡国,从而得出明末书生误国的结论。

     崇祯朝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如能与关外清兵议和,则能腾出精力转事对付农民军,那么历史的走向可能有所不同。

 

     赵翼指出当时两国之间对议和的看法基本相同:“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注意:赵翼是清代人,是清朝的官,所以说清朝是“我朝”,称皇太极为“我太宗文皇帝”。)

     对于崇祯帝有意议和,赵翼举出了前后的经过为证。和议之策,崇祯帝最初是与杨嗣昌密谋,时间在崇祯十一年。但赵翼也写出了当时崇祯帝的态度并不坚决,当然他是引《明史》内容为证:

 

     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

 

     崇祯帝的话意思就是:议和是外廷的议论,我没有这个想法,你去和杨嗣昌商量吧。

     这一次的议和想法没有实际进行。卢象升却因为与杨嗣昌和战意见不同,发生了争论,后来备受牵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清兵决战,战死疆场,使明王朝痛失一员良将。

     卢象升本来在和农民军打仗,很有战功。他被调来和清兵作战,这事就说明如能与清议和,对明王朝镇压农民军十分有利。

     洪承畴被调往辽东,也让受到重创的农民军得到喘息的机会,为以后东山再起积蓄力量。

 

     到了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兵败辽东,形式越来越严峻,次年崇祯帝才正式接受陈新甲的议和意见,但嘱咐陈新甲暗中进行,不要泄露消息。

     在陈新甲的推荐下,崇祯帝派出兵部主事马绍愉为议和使者,给他加官为郎中,赐二品服饰。可见崇祯帝对于与清国和谈的重视程度。

 

     当代历史学者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著作《景山游魂崇祯帝》中指出,清廷对于明朝暗中派出的议和使团“表现友好,盛情款待”,皇太极当时要价并不高,目的是获得一些土地和钱财,“只要和议可成,仍愿尊明为上国,自己仍居属国地位”。

 

     可见双方都有议和的意向,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也可见崇祯帝保住江山的最后一线机会还是有的,但是错过了。原因是陈新甲的家人无意中泄露了暗中进行的议和,引来外廷舆论哗然,崇祯帝拿陈新甲做替罪羊杀了,和议大门随即关闭。

 

     赵翼所指书生主要是哪些人呢?虽然他只提到兵科给事中方士亮、倪仁桢、朱徽等。但是他们几个只是代表人物,给事中是言官,负有监察百官、议论朝政的责任。

     广义上的书生该是指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在朝廷有着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官员,由于这些书生所讲的都是孔孟之道、忠孝节义,所以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如果用来治理国家,应对复杂的军事斗争,则往往无补于国事,而且会干扰统治者的决策。因为这些书生缺乏治理国家的行政经验,更不用说政治军事上的大局观了。

     反对议和的不只是方士亮等三人,赵翼说“朝论纷呶,是非蜂起”,可见当时反对议和的声浪之高,持书生之见的人为数不少。

 

     赵翼的议论固然颇有创建,然则我另有所思。

     所思者何?以皇帝之尊,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会被几个言官的奏章所左右,欲议和而不能?

     在帝制时代,虽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一言九鼎,并非毫无制约。例如言官的进谏,皇帝也畏惧三分。海瑞把嘉靖皇帝骂得狗血喷头,嘉靖没有杀他。

     言官可以风闻奏事,说错了一般也不承担责任。况且当时的读书人抱着一种愚忠的心态,犯言直谏的官员,即使被皇帝杀了,也会名留青史,而皇帝则会被历史记上乱杀忠臣的罪过。

     可见明代的言官制度也是利弊互见,问题在于君主如何掌控,使言官的舆论服从于政治军事大局。而崇祯帝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崇祯帝缺乏这个能力,并不是因为他的耳朵根软,听到不同意见,就会觉得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无所适从。他是有主见的。他所缺乏的是一种担当精神,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国家大事和道义应该具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其实和议之策最早起自袁崇焕。袁崇焕守辽东,就有“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袁崇焕下狱,开始给的两条罪名,一是杀毛文龙,另一就是“擅主和议”,后来才以通敌罪名处死。从此以后,言和者即卖国,主战者即爱国,这种认识成了讨论辽东战事的一种既定模式,大臣和言官们都在这一模式内行事,包括崇祯帝自己。

     既然后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策略也应随着改变。从这一点看,杨嗣昌、陈新甲等是有见识的,崇祯帝接受他们的意见也是顺应了时势的需要。但是他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把旧有的、不适合的模式改变过来。

     崇祯帝一方面想议和,一方面又怕公开,处置完全失当。大学士谢升对言官们讲,你们不要多说了,议和是皇上的意思。言官不相信皇上会这么说,于是弹劾谢升,崇祯就把谢升罢官。言官弹劾陈新甲,崇祯帝下旨责问陈新甲,希望他一个人把事情扛下来。陈新甲认为这事自己有功,不愿代皇上承担过失,就把真情抖搂出来。这下就完蛋了,崇祯帝拿他做替罪羊斩首。

     如果崇祯帝敢于担当,内阁成员也予以支持,君相一体,阐明政策主张,则言官的舆论自然可以平息。遗憾的是崇祯帝没有这个能力与精神。

     读《廿二史劄记》的《明末书生误国》,我因而慨叹,君主必定是自己的思想先进入了误区之内,才会在错误的舆论面前畏首畏尾,最终导致亡家亡国的惨剧,崇祯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责任编辑: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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