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被发现，古淹城就像一坛盛满历史记忆的老酒，只闻其香，未见其姿。作为被考古界确定的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春秋晚期古城池遗址，她的前世，考古界、学术界依然没有定论。近日，常州本地知名学者冯士彦认为，根据已知史料，古淹城主人淹君应该是秦始皇的祖先。

   《淹城1958-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曾这样表述，常州武进的淹城，是我国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的重要城堡遗址。东汉《越绝书》吴地传第三记曰：“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

    淹城，即古老而遥远的“淹君地”。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说，鲁地有淹中，亦作弇中，淹与弇，即奄也。周公东征，灭奄国，将封在鲁地的长子伯禽，改封到奄，奄就不再叫奄，叫鲁了。淹城被称“淹君地”、首领被称“淹君”，并非新名词，而是承袭了山东曲阜奄国的“淹中”“奄君”的旧称谓。

     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曾论“奄”南迁常州。他专门写了《奄和蒲姑的南迁》。他认为，奄君原是商代诸侯，武庚反周，奄主动参加，周公东征，奄是最大敌国，平奄是东征的结束。很多奄人被杀，奄国宫殿被毁，连墙基都挖光，成了池塘。周朝廷对奄国恨之入骨，灭了奄国，奄都成了鲁都。今曲阜县城东二里有“奄里”，云故奄国。奄灭国后，奄民迸散迁移，南逃的一支被赶过长江，到了常州重整旗鼓，构筑淹城，自立更生，自强不息；一部分留在原地，成为奴隶。

     顾颉刚庆幸《越绝书》留下“淹”和“蒲姑”字样，明确了“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这两个反周的东方大国南移的终点。他判断，奄和蒲姑的最后归宿，或者吴迁来长江下游时，这两国已亡、已衰；或者必在春秋中叶以前为宜、吴所灭。顾颉刚的论证，把常州淹城与鲁地奄国的密切血亲氏族关系，敲钉转脚、牢不可脱地固定起来。

     其实此前就有史料记载，奄国后裔中，有的迁至山西太谷县的奄谷；有的经奄中南逃至江苏常州奄城，后被吴国所并；有的北绕渤海湾迁至辽宁盖州、盖平，而入盖马大山，到达朝鲜半岛；有的甚至渡海到达日本。

    “淹城的淹君，是秦始皇之前800年时的祖先。”冯士彦认为，秦始皇嬴政的最早祖先，史学界主流意见，原以为“秦人雄起西方”，是“戎族”。但是，近年来学术界“秦出自商奄”的声音越来越响，正颠覆着传统的认知。秦人的祖居地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泰山脚下，在莱芜、曲阜这一带，同为嬴姓族裔。

     其实从二十世纪30年代起，傅斯年、钱穆等学者就提出，“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收藏于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俗称“清华简”，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新宠，该战国竹简《系年》，证明奄是嬴姓大国。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谓燕王章”，也有“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就把秦始皇的嬴秦家族，同“商奄”的血亲关系，作了简明的介绍。参阅《墨子》《韩非子》《孟子》《秦本记》，联系《系年》竹简，李学勤说，嬴秦族一位首领飞廉反周失败，逃到商奄，最后牺牲。奄是东方大国，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商王南庚、阳甲，在奄建都。后来，盘庚迁都到河南安阳（殷）。故奄又称“商奄”。都于“少皞之虚”（曲阜），作为神圣的根据地。他们反周，飞廉肯定起鼓动促进作用。“商奄之民”惨败，被周人逼迫西迁、南逃。但在《系年》发现之前，孤证难立。李学勤认为，“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无论西迁，还是南遁，“商奄之民”都是嬴秦先人。毫无疑义，淹君是秦人的祖先。

     “文化就需要百家争鸣”，业内人士认为，不管是季札受封延陵后的居所、古奄国迁徙移民所筑、囚越质子处、军事堡垒，抑或是去年引起业界哗然的比都江堰还早的“水利工程”的新论，论点背后是深藏不住的历史朦胧之美。虽然现在还未能真正解密淹城，那么就尽全力原生态保护它，期待更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前来寻求历史真相。 （文/韩红军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