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张太雷（右上图）受北京支部和李大钊委派，在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是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所在地（现河北区建国道61号）。

这次会议选举张太雷为书记并一致通过了团章。

       中国共青团建团90周年了，我们不禁缅怀起常州三杰之一的张太雷同志，以及他在中国青年团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20年4月，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一行来华时，张太雷由鲍立维介绍给维经斯基当翻译，陪同他先后到京沪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就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进行磋商。10月，张太雷参加了北京共产李大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随即就被李大钊委派赴天津创建党团组织。由他起草的团章中明确规定团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这对于当时只把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的许多青年组织的纲领而言，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而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因此，这些团的早期组织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便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开展革命工作。据施存统、包惠僧回忆，“青年团倒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开会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有详细的记录，记录报告中央，并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处的青年团互相通报交换经验。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上海青年团的报告是署名秀松（即俞秀松），天津青年团的报告署名是春木（张太雷）”。1921年2月张太雷奉党组织派遣，到苏联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他的离开，对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上海、广州、北京等一些地方团组织，相继出现了活动暂行停止的现象，以至很多人认为各地青年团组织解散了。施存统也在回忆中提及，张太雷的离开带来了青年团工作的“无形停顿”。

　   作为中共派赴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就东方问题在大会上作了5分钟的简短发言。就这样，在中共一大还没有召开的情况下，在庄严的共产国际讲坛上就传出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声音。在发言中，太雷重点谈了青年工作：“现在正是我们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时机。那里的青年学生们已行动起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其中许多人徘徊于歧路上，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引导到共产主义方向。我们应该把这些力量引上正确的轨道，不让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们……”在青共国际二大上，张太雷、俞秀松、陈为人三人联名，向大会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近8000字的书面报告，其中提出“青年团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机关，它可集中于总的指导，并控制青年团的活动，草拟和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指示与规定。”张太雷在青共国际二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成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8月，张太雷从苏俄回到上海，同时带回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加强对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他主持制定了“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的团的临时章程，明确规定：在“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这样便开始有了临时性的中央领导机构——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并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仅仅6个月时间,各地团组织就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到1922年5月，有17个地区恢复与建立团组织，全国团员达5000余人。这时，太雷就向中共中央局建议要把这些地方性团组织联合在一起，创建出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他与青共国际代表达林坐船离沪经厦门、汕头去广州，一路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大会准备工作。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作为大会筹备处的领导人,各项决议案的主要起草人和大会主席,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执委会委员。据施存统回忆，“从一大到1923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有4个人，就是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和我”。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