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下旬，我把我评陈奂生的稿子寄给高晓声先生，征求意见。我不同意文艺评论家说陈奂生物质生活改善之后，进而追求精神生活的分析结论，而认为通过陈奂生这一形象，小说反映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干部如何适应形势更好为农民服务的问题。

　　高晓声的第一封复信，如下：

　　冯士彦同志：

　　信及稿，前天收到。读后甚感。也同意你的看法。我已交给《钟山》，建议他们发，等他们决定了再告诉你。不过《钟山》是双月刊，第三期稿已发出，所以如果发的话，最早也得在第六期了。何况还不见得这么如意。但关键是你写了，我赞成，就是好事。

　　《作品与争鸣》上的文章，我也是最近才看了一下，好在这不是毛主席写的，否则我又戴右派帽子了。但就算是毛主席写的也无妨，既然当了那么多年右派，又何在乎再继续当下去呢！对伐（吗）！今天我看文汇报上一篇文章，题目叫“因福得祸的糖尿病”，我因为没有福享，所以也不生这种病。所以享福并不是好事，还是吃苦好！顶好当右派，有足够的苦吃。对伐（吗）！

　　我说你看了那些文章，千万不要生气，这是不能够认真的。现在商店里的冒牌货如此之多，怎么能够不在文艺界反映出来呢！难道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吗？如今工资低，物价高，生活不易，贪污盗窃揩油比比皆是，写点狗屁不通的文章骗几个稿费也不过是小偷小摸的行为，我做阎罗王，也不会罚他来世投猪狗的。

　　写给你一个人看，笑笑而已。

　　祝愉快！

　　高晓声  92.6.26夜

　　高晓声收到我的陈奂生论，立即送给《钟山》。

　　《作品与争鸣》上的文章，具体哪篇，已失忆。大约是讨论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的，指责高晓声美化了美国。论者认为，真实的美国，必须是种族压迫，枪械失控，恐怖主义横行，总统死于暗杀，民不聊生，无安全感。高晓声在信上，发了一通感慨，无可奈何，“笑笑而已”。后来，向我要包括《作品与争鸣》在内的几个刊物的地址，向它们索要稿费以维权。

　　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其间，通过电话，见过面，只是未提《钟山》稿子事。1992年12月3日，收到高晓声12月1日信，如下：

　　冯士彦同志：

　　好久不通音信，有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你，你那篇稿子，因钟山人事调动，内部忙乱，居然丢失了。我说了几句，人家老老脸说声对不起，就完了。

　　另外两篇评史记的文章，写得极好，我上月里寄给香港“明报月刊”，那里的主编潘耀明原是三联书店副总，跳槽过去的，同我算是朋友，不知能不能刊出，那本杂志是学术性的。

　　我最近在选评三言二拍，已完成一大半，身体免可。

　　专此祝近好！

　　高晓声  12.1.

　　我写管仲、晏婴和燕昭王的稿子，能得到高晓声的好评，已很满足，不意他一荐就荐到香港去了。可知，他在诚挚地提挈、奖掖我。他真是伯乐！

　　《钟山》的稿子“丢失”了，我有留底，找出，重新用稿纸誊抄，再寄给高晓声。不像现在电脑存稿，用打字机、复印机，要印几份不费劲。那时，把文学当崇高的事业，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不敢潦草，颇费劲。高的第三封复信如下：

　　冯士彦同志：

　　信早收到。《陈奂生上城末议》和《不朽的陈奂生》，放在手里掂了掂，忽然迟疑起来。因为从你的信里，忽然使我想到“万一钟山说遗失是一种托词呢”？ 

　　让我再想想。本来我的情况不该再复杂，因为我又不同别人争什么。现在偏偏发现不是如此，似乎有人还想把我从现代文学史上拉下来呢，真是可笑。常州日报的那只（则）新闻，并不是常州日报决定刊出的，而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干将批发了。你说奇不奇！我倒看看你些小将如何整我。

　　文章让我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吧。

　　明报的稿子，也没有消息来，我也寄去了自己的两篇短文（属“新世说”一类），都未见回信。

　　文人有行无路走，是为了逼你无行也，嗟夫！

　　祝新年快乐！

　　高晓声  92.12.28.

　　人的头脑再复杂，比起世事的复杂来，还是简单。高晓声的热心和率真，比那些加入了作家协会的许多作家，不知超越了多少多少！高的平易近人，大家风范，其差距，非道里可计。中国人不懂“权力腐败论”，相反迷信、崇拜权力，甚而视“厚黑学”为宝典，所以难以理解权力兴风作浪的惯性。人情世故，多如九牛之毛，我辈拎不清。“文人无行”，是弄权者逼出来的，信夫！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