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去世半年前，从海口，给我一封信，1999年2月2日收到。

　　信抄在下面：

　　冯士彦同志：我一直在病中，很久没同你联系，病人总懒，情绪又极坏，碰到朋友，就要叹苦，效果极坏，会弄得朋友不敢上门。其实上门来也没有用，生病的痛苦是他人不能替代的。我希望朋友们永远不要有这种体验，因为万一碰上了，我也不能替代他。

　　去年夏初确实很危险，几乎死掉。有那么短短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垮了。我的脑袋像一条河，往事像一条条船从河口淌过，我只晓得那些是我经历过的，但是它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同这件事有关系的那些人是谁，我全都忘记了。我再也抓不住什么，看着那一条条船开走，剩下来的是一片空白，这时我恐慌地觉得我同这个世界已经断了联系，我想这就是死，死一定是这样的。我不敢入睡，就是睡也不“落唿”，时时惊醒，生怕睡着了永远不再醒过来。有一夜有好几个人陪夜，我实在累极了，竟睡熟过去。我的鼻孔里插着输氧管，那氧管是同口罩一样将管子扣在两耳上固定着的，因此像面颊上绑着两条绳子，睡梦中我以为是医生箍住我脑袋的绳子，以免破碎。我有了安全感，才睡熟了。醒来以后发现脑袋完好如初，就把绳子扒掉。旁边陪夜的一再说是氧管，我才明白过来。这以后才算脱离险境。

　　后来我知道必须避开冬寒，到南方来过冬，但到南方来之前，必须具备自己能够料理自己的起码条件，否则来了无法生活。所以，非常认真地去创造条件，到临走时还非常勉强，还不大能够拿包裹和走十分钟以上的路，但权衡得失，只有南下一条路。所以还是来了。海口这里，空气特别新鲜，气候一般不坏。我偏碰到不理想的，不过总不受寒冷折磨。此外开始以中药为主的治疗，辅之以气功，身体已逐渐好轻（转），现在不气喘了，行动就自由了。中医生说能根治，但要吃大量的药。我现在吃掉的，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虽每天吃了很多（380粒），但不难受。胃口挺好，所以不怕。

　　你的书看了一些，不及你以前的有关文章。我最不感兴趣的是你们的合作方法。看不出谁究竟写了什么，失去个性。

　　我没有多少时间同朋友们联系了，收不到信也请谅解，但如有事要我办，能尽力。

　　姑娘对我极好，但决未越过雷池一步。我老了，她虽一厢情愿，我则不能不替她考虑，不能轻率地误了她的青春。因此也就颇觉痛苦，又需要她，又在赶走她。

　　高  1.26.

　　高晓声重友情，信文每个字真挚，一笔一画认真，字里行间汩汩流淌着他的心血。病重，死到临头，他仍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还愿意帮朋友“尽力”办事。一句“我没有多少时间同朋友们联系了”，犹谶语，读之泪垂。原想在海口设立工作室，天暖热了却又回宁，七月初死在无锡。信，近距离描述了他对病与死的体验。

　　“你的书”，指我与吴洪生先生合作的杂文集《中国人的选择》（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台北汉欣公司再版）。我刚拿到样书，即寄海口，高老师收到便打电话给我，火气蛮大地批评我：“这是一个错误！”就是信上说的意思。电话里，我向他解释，我住院出来，要不与吴先生合作，就没有这本书。书出了，比不出好。他“最不感兴趣的”是“失去个性”，我理解是文学和思想的个性原则。个人独立负责，变成了两人共同负责，惹高老师生气，自有他恪守的道理。诤言无价，但我的合作者，正直而仗义执言，我无悔。（文/冯士彦）

　　最后，高晓声吐露极难言表的真情。他坚守道德底线。他非无爱，爱受道德管住了。为所爱者着想，宁可痛苦，不越雷池。这种道德常识，并非人人能够贯彻生命的始终。我相信，高给我写信时，他绝对守住雷池，未越这警戒线。此后半年，作为忘年恋，感情发展如何结果，哪位朋友也不便深问细问到雷池。

　　那位“姑娘”，被高晓声视为能够继承、保存和发展他的精神遗产的唯一人选，这也仅仅是高晓声的临终空想。鲁迅遭苏雪林诬为“嫖妓”，而一向反鲁迅的郑学稼竟为鲁迅洗刷。高晓声无此幸运，他的真情表白，能否取信于中国道德家，我不敢肯定。不信也罢，高晓声爱的权利，幸受法律保护。（文/冯士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