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青果巷八桂堂的大宅子。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大家族已经日趋没落了，秋白的童年也因此充满了辛酸苦闷。借居八桂堂、星聚堂等亲友家，迫于贫困寄居瞿氏宗祠，17岁那年母亲服毒撒手人寰。“顶梁柱”倒了，这个家庭在一片哭声中从此星散，相继离开常州投奔各地的亲戚。

　　母亲死后，秋白随堂兄来到北京，进了俄文专修馆，在俄专学习非常优秀，被选派成为首批旅俄记者。在苏俄担任陈独秀翻译时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应陈独秀的邀请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为心中执着的信念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福建等地，直到36岁血洒罗汉岭。故乡虽近亦远，成了瞿秋白心中的一个梦，“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瞿秋白诗）。大家一直以来都以为，瞿秋白17岁离开常州后再也没机会回过家乡。然而，历史并非如此。

　　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北京迁回上海，瞿秋白随后也来到上海工作。2011年新版《瞿秋白传》提到的一个细节——（瞿秋白在离京赴沪途中）“南下途经常州停留了两天，还到当年教过书的无锡一趟，与秦耐铭夫妇等亲友重逢，大家十分感慨，也非常高兴。”此前的瞿秋白传记都未提到这一细节。

　　在2008年出版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中，笔者发现了与新版《瞿秋白传》呼应的记载：“一九二三年 四月 月初 离京赴沪，途经常州、无锡，看望亲戚。”此条目下引用瞿安章、秦耐铭、羊牧之回忆史料，填补了瞿秋白“离京赴沪”这一历史片断的空白。

　　为追寻瞿秋白回到常州、无锡的足迹，笔者赴无锡图书馆，从其馆藏书库中找到1957年6月18日《无锡工人生活》报，确有一篇瞿秋白表姐夫秦耐铭的《回忆瞿秋白烈士》。文中提到：“一九二三年春天，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工作时，曾来无锡看过我们。我留他午膳，喝一二杯酒，谈到高兴时候，我们问他：‘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完成，人都说赤化恐怖，究竟怎样？’他抬起头来，看到岸上盆中栽着一个红萝卜，便指着说：‘就和这个东西一样，外面通红，里面雪白，很纯洁的。’又说：‘共产党打倒资产阶级，使人民个个得到平等地位，个个有饭吃，他们的心地也是很纯洁的，真不差啊！’他说完就笑笑。这种情景，我回忆起来，好像还在眼前!”秦耐铭与瞿秋白是表亲，彼此往来密切，1915年瞿秋白因贫从常州府中学堂辍学后，就是在秦耐铭帮助下在无锡谋了个小学教师的工作，当时就住在秦家。然而，秦耐铭回忆文中未提及瞿秋白回常州一事。

　　瞿秋白回常州的历史细节，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见证瞿秋白1923年春回常州的亲历者，只有当时居住在八桂堂的瞿安章，他是瞿秋白的堂侄。“我第二次见到霜叔，是1923年春夏之交，这时我已十二岁了，在记忆里比较清晰一点。……这一次，他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先到北京，再经常州到上海去。一到常州，他就回到了八桂堂老家，在明月廊书斋里住了两天又离去了。两天中，他在家吃过三顿饭，我都与他同席而坐。我的祖父正在北京，所以家里是由祖母接待他的。他和祖母谈得很多，主要是追述他出国前后寄居北京纯白叔家和读俄专时的情景，也谈了一些苏联的生活。……”（瞿安章《在我记忆中的霜叔》）时年81岁的瞿安章，回忆童年与秋白的见面情形，只有粗略印象。

　　据秋白童年好友羊牧之先生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回忆，秋白曾向他提起“过宗祠而不入”的情节：“他只告诉我，从苏联回国后，出于对故乡的留恋，曾去常州一次。一个人压低了帽檐，围了大围巾，坐在人力车上，从织机坊星聚堂过觅渡桥经瞿氏宗祠，打算停下，以不便而没有下车。再从大街到青果巷八桂堂经麻巷出东门到天宁寺。”

　　当秋白看到这破败的荒烟冷祠，可能想到母亲的孤柩因无钱安葬还停在宗祠，想到年迈多病的父亲还在济南寄人篱下，想到自己奔波革命还无力照顾弟弟妹妹……许是百感交集吧。他在瞿氏宗祠门前匆匆一瞥，含泪而过，竟成与其故土的最后交集，也是他留给故乡最后的背影。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