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1870-1940年），字兰泉，号涉园，常州人。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刻书家，其大半生从事实业，争逐利场，却又雅好藏书。陶湘与盛宣怀关系密切，先后担任招商局、轮船局、汉冶萍公司董事等职。1929年应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与陈垣、张允亮等人成为同事。1932年起陶湘卸职居上海，专门从事刻书，至1940年逝世，年七十。

　　陶湘30岁前开始收书，40岁时收藏已富。他有为人乐道的书癖：不专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为搜求之目标，尤嗜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等；且讲究藏书的完美无缺及外表的美观。

　　经历年的收藏，陶湘藏书多达30万卷，一时成为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其藏书处名“涉园”；又因藏有宋刊丛书《百川学海》，又名为“百川室”；平生喜收魏墓志，多有珍品，亦名其室为“托跋廛”。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早先与陶湘初识时，曾表示陶湘如能搜得明代嘉靖刊本100部，他愿意题“百嘉斋”匾额相赠。不料后来涉园中的明版书多至1028部，单是嘉靖本便超出200部以上，傅氏应为陶湘题“皕嘉斋”才是了。

　　常熟汲古阁毛氏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刻书家，毛氏刻书为世瞩目，也成为众多藏书家竞相收藏的对象。毛氏刻书总共约600种左右，而陶湘收藏到540余种，占到毛氏刻书的十分之九，显示了陶湘在这方面所花费的巨大心血。他收集到的毛刻本不仅数量多，而且还有许多是原版初印本，特别是如十三经、十七史等，上面还留有钱谦益的序。钱谦益的著作曾被清廷禁毁，他为各书撰写的序言也多被抽去。而在陶湘所藏的毛刻本中还能见到钱谦益的序，“洵为罕见”。

　　陶湘注重清代武英殿刻本的收藏。在殿版中又特别注意开花纸印本。出于浙江开化的纸张质地细腻洁白，薄而软韧，墨凝如漆，深为读书人喜爱。清代武英殿多用此纸印书。陶湘对这类图书大量收藏，因此有“陶开花”雅号。

　　在将藏书进入书库之前，陶湘会对图书求形式的尽善尽美。凡有缺页断烂，陶湘必购求旧纸，雇用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甚至重新对书进行装裱。有时陶湘用于重新装订图书的费用甚至超过了书价本身。经他重新装裱过的图书也因独特的风貌而被世人称为“陶装”。有人认为，“陶装”以独到的审美观丰富了我国的藏书文化，为中国藏书史增添了新的内涵。

　　陶湘涉园刻书与武进同乡董康诵芬室齐名。从1922年至1931年，陶湘刻书印书的数量极为惊人，有《儒学语》《百川学海》《程雪楼集》《喜咏轩丛书》《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等250种左右，成为民国以来刊布古籍最多的藏书家之一。

　　陶湘还特别注意出版内容珍贵但在历史上流传甚少的图书，以抢救文献。正如他的好友章钰在诗中所说：“苟属断种本，一一要精锲。”

　　陶湘出版图书，也是为了更好地实践自己藏书为公的思想。他在《涉园藏石序》中说自己不敢将收到的图籍独自珍藏，而要“鸠工施墨，精拓流传，以供同好”。傅增湘如此评价陶湘：“兰泉嗜古耽奇，收藏鸿富，传刻之书，流行遍海内外。”此言从藏书、印书两方面概括了陶湘的成就。

　　1931年后，为生活所迫，陶湘藏书渐散。其中《辍耕录》《程氏墨苑》等多种善本为郑振铎收有。《程氏墨苑》为明代程大约撰，系明万历年间的彩印本，这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彩色套印技术的起源有重要价值。郑振铎得此书后欣喜万分，曰：“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由此亦可见陶湘的收藏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