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藏书家有刊刻家乡先贤文献的传统。晚清时期，常州人盛宣怀组织刻《常州先哲遗书》。该丛书选自梁朝至明代常州先哲遗书40种，作为《常州先哲遗书》初集，附存清朝集3种，共64册。历时4年，耗费白银4800余两，从校勘到钞校到刻字全由名家负责。该书刊刻极精雅，堪称近代郡邑丛书之冠。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盛宣怀不以藏书著名，但他几十年掌管案牍、举办洋务、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历，使他非常注意实际问题，较多地留心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对他的藏书活动有相当的影响。盛在治事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尤其1904年后其宦途起伏不定，亟以此道遣怀。他托人四处打听收购图书，数年中大有收获，包含苏州江标的灵鹣阁、湖南巴陵方功惠的小玲珑馆等不少旧藏，还得到杭州王文韶的家藏图书。另据郑振铎所记，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多半也归了盛宣怀。

　　1906年，盛宣怀考虑到上海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没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与上海大都市的地位不相符。于是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相约在上海合建“淞滨金石图书院”，将各自所藏的图书公布天下。盛为此特刻就一方“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的印章。后因端方对盛宣怀的几度催促践约都没有下文，盛只好自行其志。1908年8月，盛宣怀赴日治病，在就医之外，他或亲自选购图书，或命人物色。而日本各书肆听说这位中国达官贵人兼书林豪客到来，也纷纷送书上门。盛宣怀采取随阅随购的方式，所购之书“和汉新旧，不拘一格”，除大量的中国古籍外，还有日本出版的科技、政法、经济类图书。盛在日本短短三月余，先后购得各类图书1500部以上，并收到一些日本朋友赠送的图书。

　　盛宣怀回国后，依然随时注意图书的购置、收藏，注意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补充图书。并在上海寓所东面拨地10余亩，构建愚斋图书馆。他亲营规划，布置庭园，于1910年9月落成，清帝溥仪赐“惠周多士”的匾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虽然处境困难，盛仍然一方面在日本留心购置图书，另一方面非常关心国内的藏书情况。为防止国内图书的散失，他筹措两万元托人带给寓居上海的常州老乡赵凤昌，请他帮助在国内收购图书。如果说他举办各种实务有“与洋商争利的作用”（夏东元语），那么他收藏古籍，则包含保存国家文化精华之意。

　　经多方搜寻，盛宣怀藏书超过10万卷，其中有600余种地方志，内有7种属海内孤本；300余种医书中也有30余种孤本，还有历代状元手迹200余份。盛延请缪荃孙编纂书目，却多年没能成事。直到1931年前后盛氏义庄准备变卖，愚斋图书馆也遭波及。于是以5个月时间匆促编成《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共6666种、66607册，加上当时还未分类的书，总计多达8380种、81855册。

　　愚斋书目宣告问世，盛宣怀花费许多心血建立的愚斋图书馆却很快保存不住，聚散之速不亚于其财富事业。愚斋图书馆的精善本已在抗日战争中流出，有的甚至流落海外，日本天理图书馆整批收购达236部。至于数量庞大的普通本，盛氏家属分别捐赠给圣约翰大学、山西铭贤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改成的交通大学。1951年，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这批藏书分别调拨给了华东师范大学和安徽大学，成为两校图书馆的特藏。这些藏书中不仅日本刊本较多，而且有关洋务的著作和史料也极其丰富，现成为国内外学者广为利用的珍贵资料，真正实现了盛宣怀当年“公诸同好”的愿望。

　　1894年，盛宣怀请缪荃孙主持《常州先哲遗书》的刊印事宜，预计分为三集，共95种，除向亲朋好友借印外，又托人抄校杭州文澜阁的善本。缪荃孙特远赴湖北，请来有“天下第一好手”之誉的陶子麟刻字。三年后初集问世，大部分是明人以前的撰著。初集完成后，进度缓慢下来，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嘱缪荃孙作一结束，又得30种、40册作为续集。

　　清末刊印郡邑丛书的风气很盛，但质量高下悬殊。《常州先哲遗书》既有盛宣怀不惜巨赀，又得缪荃孙主持，因此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藏书家叶德辉认为这部丛书抉择严谨、刻工精良，足为以后刻书者师法。也正因为盛宣怀此举，使常州先辈的一些撰著得以传世至今。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