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时年23岁的蒋维乔开始记日记，每年除夕他还会在日记中对过去的一年进行总结和反思，这种习惯直至他去世从未间断。6年后，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七月，蒋维乔第一次来到上海。自次年年初起，他开始长居上海，直至1912年由蔡元培邀请至民国新成立的教育部任职而赴南京，他在上海的生活方才告一段落。重新回到上海，已经是10多年后的1927年。从此他在上海生活直至解放。从1903年起，他断断续续在上海生活了30余年，上海已经取代故乡常州成为他生活最久的地方。我们就从他留下来的日记来一起进入一百多年前他的日常生活世界吧。限于篇幅原因，这里讲述的只是1902年至1912年这10年间蒋维乔在上海的生活。

　　作为一外地人，赴沪谋生，居住问题是首要解决的，在上海，没有什么能比住房状况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了。蒋维乔居住状况的变迁便是极好的样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六，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住在常州人恽毓昌开的吉升栈，这也是常州人赴上海常住的一个客栈。

　　次年正月，他应蔡元培的邀请再次赴沪，入爱国学社工作。这次他还带了妻子，将妻子送往务本女塾读书。由于这次在上海待的时间较长，住在客栈耗费太大，因此这一次他住在爱国学社。这是他在上海生活比较艰难的一段日子。他后来回忆道：当初带着全家人来上海的时候，囊中羞涩，总共不满百元，可是自己却冒险前进，绝不反顾。刚到上海时，除用去旅费及妻学膳费，已经所剩无几。幸好那时译了一本《法国革命史稿》，换来五十元，暂且得以维持。不久由于种种原因，他辞去了爱国学社的工作，住到了苏报馆。《苏报》案爆发后，蒋维乔提前结束爱国女校的课程，和妻儿放假回里。在常州，他收到老师钟观光的信，要求他帮忙接办爱国女校。闰五月二十日，蒋维乔赴沪，先借住在同乡庄俞、汤中创办的人演社中。偏偏在这个时候，钟观光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返回宁波老家。手足无措的蒋维乔只能经钟观光的介绍，找到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并正式应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常任编译员，二十三日，他移居商务印书馆。

　　这年七月，他又将妻儿接到上海，并在新马路登贤里租了一间房子，这是他第一次在上海租房。十一月，他发现妻子年纪大，读书未必能成，再加上上海开销实在太大，为了节约开支，便把妻子送回常州。当时他的月薪只有40元，很显然，房租占了他开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在妻子回家后，便退掉房子。由于当时他早上要到爱国女校上课，晚上要上英文课，又须至四马路仪器馆研究理化，因此最初住在爱国女校。半个月之后，因为英文课暂停，又回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居住。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爱国女校添设妇女速成科，拟请他的妻子担任缝纫科教师，所以他又将妻子和侄女振陆接到学校。妻子住在爱国女校，他继续住在编译所中。但到了四月，他还是决定再次在福安里租房，和妻子搬入居住。到了暑假，估计还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再次决定不带家眷回沪，也退掉了福安里的房子。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因商务印书馆新编《法规大全》，增加人手10余人，宿舍显得拥挤，他只能在福安里另租了一间房子。不过，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租的房子人多屋小，“于卫生不宜”。不久之后，他找了一个合租伙伴——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奚若（伯绶），他们在新衙之西租了一套新居。合租显然分担了双方的经济压力，而对双方的学术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奚若当时为《小说林》翻译小说，其翻译稿根据《日记》所言，大都经蒋维乔的润色。

　　蒋维乔和奚若的室友生活持续时间不长。这年下半年起，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工资已经从60元涨到100元，因此他又计划着手将家眷接到上海。他先是和杨瑜统在祥安坊合租了一套房子，看定房子后，他便开始置办家具，曾和奚若到虹口买藤椅、桌子，和唐驼到四马路瑞昌号买铁床和木器。等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将妻儿从常州接来，一同迁居新租的房子，这一次他还带了很多行李，开始做在上海定居的准备。不久杨瑜统离开商务印书馆赴天津，将妻儿托付给蒋维乔照料。蒋维乔一家住在房子的楼上，杨瑜统的夫人及子女则住在楼下。十月份，杨瑜统来沪接走了妻儿，蒋维乔一家便搬到了海宁路福寿里。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