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再次读到初唐诗人王勃的诗句时，不禁让我怀念起钱璱之先生。钱先生生前赠送我一本他的诗词集《槛外诗词》，取名“槛外”，除先生自谦之外，也有取王诗之反义之义，人生苦短，艺术流长，他希望自己的诗词“虽不敢比长江大河，却差近于小溪浅沼”。

　　我的思绪回到多年前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时的情景。那时我正在做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选题为研究清代常州诗歌，因为清代常州文化的繁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文化现象，而诗歌尚且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很有研究的空间和价值。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有一些疑虑及问题，迫切想找个人请教探讨，我想到钱璱之先生，他对古典诗词及常州文化的研究深有造诣，之前我也看过他的几篇论文。于是我怀着惴惴之心，敲开了他当时在北郊中学教工宿舍的家门。钱先生是常州文化界颇有声望的前辈，是民国江南硕儒、诗人、书法家钱名山长孙，诗人、书法家钱小山长子，于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但是我的紧张在走进先生家门的那一刻，便烟消云散了。钱先生宽厚和善，他夫人蒋老师热情亲切。居室非常简朴，家具都很老旧，却干净整洁。满满一书橱的古今书籍，使简陋的客厅弥漫了文化的气息。钱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解开了我的一些疑问，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之后，我便常去钱先生家登门请教，有时我俩对某一个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先生也不固执己见，而是认真听我阐述后给予中肯的评价，表现出一个长者的宽厚与通达。如他之前认为清代常州诗歌并不能成派，而我研究后发现，清代常州有诗人群体、有诗人间的交流与传承，有相近的诗学理论，还有诗论著作等，完全具备形成一个流派的条件。他听后也表示认同，当他看过我的论文后，对“毗陵诗派”这一提法，就深表赞同了。

　　钱先生为人随和，但对待学问却十分认真严苛。我的书稿《清代毗陵诗派研究》完稿后，希望钱先生帮我看看，并提些修改意见。一个多月后，钱先生将书稿返回给我，打开一看，我简直震惊了，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看得这么认真仔细，几乎每一页都有改动，从史料引用到个别用词，甚至标点符号，看着他的朱笔字迹，我既感动，又觉得很是过意不去，近30万字的书稿，花费了先生多少宝贵的时间及精力啊！直到现在，他修改过后的书稿我还保留着，每每打开总会让我唏嘘不已。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件让我又意外又感动的事发生了。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要书，说看到常州日报刊登了钱璱之先生为我的论著《清代毗陵诗派研究》写的书评。我很意外，连忙找来报纸阅读，并打电话给先生表示感谢，先生也只是淡淡地说不用谢，第二天我还收到了他邮寄给我的刊登书评的那张报纸。这更加体现一个长者对后学的关爱与鼓励。

　　后来在我撰写论著《黄仲则评传》的过程中，又多次与钱先生交流黄仲则的诗词，书稿完成后，先生亦认真阅读并修改，书籍出版后不久，我惊喜地收到先生的一幅墨宝，清俊飘逸的行书写就，内容为“浣溪沙·题玲妹诗友新著《黄仲则评传》：忧患潜从物外看，杜鹃化后有声传。赏音析艺越长年。且喜岭梅开故土，原知锺子在家山。新编评传汇真诠。”先生是以一首小词代书评，他将我视作黄仲则的知音，他又何尝不是呢？

　　钱先生为人处世十分宽容淡泊，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心胸宽广。一次他曾和我说起他新近创作的歌谣，我至今都记得：“钱多不如寿长，寿长不如健康，健康还要快乐，快乐在于心广。心广不须体胖，何妨闲里偷忙。名利都应忘却，长记安全无恙。”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清贫自守，却乐在其中，他宽厚待人，恬淡达观，对于前来拜访求教者，不论是政府要员还是退休老人，名家学者还是晚辈后学，一律一杯清茶，热诚相待。这让我想起了魏晋时期的两位名家，一位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儿子阮瞻，字千里。阮千里善弹琴，无论什么人前来就教，或者听琴，他都不会拒绝，演奏起来，便神情冲和，旁若无人。还有一位是同时期的戴逵，字安道，也是著名琴家，但是想听他的琴，是要看他的好恶的，一权贵前来听琴，甚至遭到“破琴”的严厉拒绝。苏轼认为，“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耿介与达观两种性格，耿介是不同流俗，清高孤傲，达观则心胸开阔，恬淡通达，这两种都是文人所崇尚的境界，钱先生则显然属于豁达一类，一如“千里之达”，如闲云野鹤，明澈超脱，淡如秋水。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