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高晓声是在1982年。

　　当年6月，我从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毕业并考取天津师范大学的研究生。10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我的美国导师George Deaux教授谈文学方面的问题。后者要我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我提到了常州的高晓声。我这样说：“高晓声是我的老乡，是我们常州人民的骄傲。常州（江南）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等等无一不在他的笔下化为可读、可爱、可笑、可气、可叹乃至可恨的主人翁或人物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他的写作风格被誉为‘高晓声风格’。”Deaux教授越听越有兴趣，当即表示要在寒假与我一道来常州拜访这位著名的当代中国农民作家，并要我提早与高先生联系。之后，我便毛遂自荐，冒昧地给素不相识的高晓声写信。令人欣喜的是，两个礼拜后，我便收到了高先生的回信。信里说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与美国教授谈论现当代中国文学问题，欢迎来常州作客等等。并叮嘱我一定要提前与他约定好日子，以免由于其他活动而耽误了我们的会面。

　　后来，由于Deaux教授出差回国，常州之行终于未果。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遗憾。

　　也正是因为这个“遗憾”，1983年7月，趁回常度暑假的机会，经电话预约，我有了一个采访高晓声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

　　在高先生的书斋，寒暄过后，我们一边饮茶，一边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他自己的创作，以及有关美国文学等等问题。他也非常关心我的专业和研究方向，说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一定要自强不息，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出人头地”。一席话，听得心里暖暖的，这些话语一直激励着我默默耕耘。

　　这一次的采访后来经过整理，形成文字，以《高晓声访问记》为题，发表在1985年1期的《文学知识》月刊上。

　　这是我与高先生的第二次联系，第一次会面。

　　1984年5月间，在与我的加拿大导师聊天时，谈到了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鱼钓》，认为这篇小说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哲学上有“存在主义”倾向，建议我将其译为英文。之后，我就与高先生联系，并得到了他的支持与鼓励。翻译初稿，初稿经柯林斯教授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此译稿最终未能发表。

　　1985年1月，我被分配至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任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英文版《现代作曲家》，遂萌发了翻译的想法。翻译结束后，译稿一直躺在书桌的抽屉里。1986年3月，由于家庭原因，我调回常州工业技术学院任教。是年底，我去桃园新村再一次拜会了高先生。这一次会面，我们谈了很多，其中就谈到了上述译稿的发表问题。高先生建议我写一个简介，然后由他来帮助联系发表事宜。不知不觉中，已到晚餐时分，高先生热情地留我一起晚餐。席间，还一起喝了点黄酒，边饮边聊，相谈甚欢。至今仍然记得的一件事便是饮茶问题。高先生问我，为什么早晨泡的茶，下午可以喝，而晚上泡的茶，第二天早晨就不能喝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其所以然。而依照高先生的看法，晚上泡的茶第二天早晨是可以喝的。时间段一样，空气一样，没有什么其他化学反应呀。小说家的敏锐有此可见一斑。

　　1987年新年过后，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抽空去他那里。我兴冲冲地赶到后，高先生说，译文发表的事有着落了。随即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在贵人的帮助下，译文以《现代作曲家谈音乐创作》为题，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的《音乐爱好者》杂志上连载，从1988年1期到1989年2期，共12期。公开发表后，译文得到了我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先生的高度赞扬，也获得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与《音乐爱好者》杂志联合举办的“乐皇杯”十年（1979-1989）好文章奖。2012年，该连载以《现代作曲家随笔》书名正式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与高先生联系和会面是件幸事，得到他的指点与帮助更是终身难忘。高先生谈笑间透露出的智慧与幽默，还有那虚怀若谷的品格、农民特有的憨厚与平易近人，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