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瑞同志走了，我写了一首挽诗寄其夫人，诗叹道：“愧我邀谈步履辛，老来共勉但求真。遽然驾鹤归仙去，天问可闻哭此人。”那是说今年春节，老李打电话邀我到他家聚谈聚谈，下几盘围棋，饮几杯酒，我却说我年已九十，在家行走都靠拄的拐杖，出门不便了，以此婉言谢辞。谁知这次电话交谈竟成永诀！故诗中表示了我的愧疚。“天问”句是指老李前年出了一本名为《天问》的书，记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冤屈和迫害，大会小会批斗数不清，报纸上连载几十个版面批他的所谓罪行。不仅他个人受尽各种苦难，还连累了他的家庭，白胡须老父亲跟着发愁受苦，甚至造成妻死子散的悲惨境地。所以他要像屈原写“天问”那样，向老天爷问个究竟，可是老天爷听进了么？回应了么？如今人已故去，只能留下悲愤和讽喻了罢。

　　我与文瑞老部长相识已数十年。“文革”前，他起先在市委办公室任主任，后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度也曾去市一中任党支部书记。我则先在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工作，后去市二中任副校长、校长兼支部书记。我俩有过相交但交谈不多。真正过从甚密是从“文革”开始，逐渐成了难友、文友、诗友、棋友、酒友，以至挚友。为什么这样说？1966年6、7月份“文革”开始，我与文瑞是首先被抛出，受到了残酷的揪斗批判。而且在当时常州市委机关报常州日报刊出的社论中点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瑞，市二中校长羊淇，市滑稽剧团团长杨天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从此臭名远扬，倾城皆知。那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半夜里，红卫兵、造反派还把我们三人以及其他几个被揪出的头面人物，押解到红星剧院地下室席水泥地而坐，惊慌得不知有何棒揭。哪知第二天一早就放了我们回家。后来得知造反派原来打算第二天在老体育场召开批判“章、金、汤”（即市委书记章德，副市长金德培、汤永安）大会，将我们作为陪斗，后因造反派内部意见不一而作罢的。由于这些情况，我与文瑞真正成了难友，同受苦难，相互同情、理解而在不言中。

　　“文革”后老李复出，仍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主席。他约了离退下来无事的罗我白，并抽调史洪等几位在清凉寺水榭一角小房子里组成了一个“常州史话组”，从事常州人文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写作，以期传承发扬常州历史文化的优势。我和弟弟羊汉不仅与他们气味相投，志趣相同，常到那里去与他们畅谈常州的人文历史，相约写稿；或谈古论今，臧否人物，老李是健谈者，又是史话组的上级领导，对组里的事则多谋划。我当年写的《明末东林党与常州》一篇长文，是经老李等赏识刊登在《常州史话》专辑中的。我花几年时间编写的《历代诗人咏常州》一书，是经老李向林机厂筹款，由史洪同志具体承办，以“常州史话组”名义出的一本专著。

　　老李虽不谙传统古典诗词，但他赏识它，喜爱它。“常州舣舟诗社”的建立是与他分不开的。记得1984年5月，我秉承父亲羊牧之的意见，跑到市委宣传部找老李征求并商量建立“常州舣舟诗社”。老李十分赞同，并指示诗社属市文联领导下的民间社团，并开具给市民政局的证明信。他还提出由钱小山任名誉社长，羊牧之任社长，这样有利于团结凝聚一些爱好传统诗词的知识分子。诗社于该年6月14日假东坡公园抱月堂召开，有31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明年即2014年已是诗社建立30周年了，目前社员除已故去多位老诗人外，已有300多人，中青年社员逐步增多。近30年来，诗社为学习、传承、发扬我国传统优秀诗词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文瑞老部长作为诗社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诗社的名誉社长，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忘掉的。

　　离休后，我俩都喜欢下围棋，有时我主动去，有时他电话来约，先是到他玉佩弄住处，以后较多地到他北直街14幢住处，下午去，一下要大半天。我弟弟羊汉亦有同好，也时常去，下了一个下午，老是留晚饭，饮酒又是我们的嗜好，几杯下肚，海阔天空，谈文论史，充分发泄了文人的雅兴。饭后老李还总要我再下两盘棋，到八九点钟，我才得步履蹒跚地回家。如今，我出不了门，也再接不到老李的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