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97年，我刚到九洲集团工作不久。有一次和九洲集团的老板刘灿放董事长说起作家高晓声，“他是武进郑陆人，和你是一个乡的人，你们是真正的老乡。”刘灿放也说，他知道高晓声，也知道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还听说过不少高晓声的故事和传说，但过去不认识他。接着说：“什么时候我们去看看他。”

　　我原话相告，高晓声听了很高兴。过了两天，高晓声打电话给我说，就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在常州北太平桥章辰霄家里见面。

　　第二天下午三点前，我先到章辰霄家，高晓声已经坐在那儿。可是眼看三点钟已过，人还没来，高晓声就有点不高兴。我心里也有点急，就跑到大地宾馆门口，不断往火车站方向张望。隔了两三分钟，看到刘灿放快步走过来，我总算松了口气。我说：“哈！高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你啦。”

　　走上楼，推开门，高老师迎上来，我马上一边介绍高老师，一边介绍刘董事长。他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都显得十分高兴。刘灿放道歉来晚了，高晓声早已笑容满面了。

　　这是一次文学家和企业家的会见。虽然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蕴藏的含义却是意味深长的。原来，文学家和企业家是可以互相欣赏的。

　　坐下就谈得更热乎。高晓声问刘灿放：“你家是哪里？”刘灿放告诉他是羌家头。高晓声自我介绍说：“我家是董墅。”其实两家只是隔开三四里地。两个都是农民，但刘灿放是比高晓声还小二十多岁的纯粹的农民，而高晓声是戴着右派帽子劳动改造的农民。按高晓声自己讲，他们这种右派分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揿在水里还让你出来翻翻泡的，如陆文夫，改造时期发表过一点东西；一种是揿在水里连泡泡头也不让你翻的。他就是被揿在水里连一点泡泡也不让翻的那种，自然在社会上不会有什么交往的。而如今他们一个是全国著名的作家，一个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企业家。

　　大家谈了不少家乡的事情，高晓声又问了不少企业里的事。说着说着，高晓声问：“做生意什么最难？”

　　刘灿放脱口而出：“做人最难。”

　　高晓声略有所思，颔首称是。

　　说着说着高晓声兴致来了，对刘灿放说：“什么时候你用录音机把你做生意的事情录下来，我来写篇做生意的小说。”

　　刘灿放也笑着说：“好啊！”

　　这是一个文学家和企业家的对话，看似平常，其实真是意味深长的。原来作家应该写农民、工人、军人，还可以写企业家的。这次会见以后，虽然大家各自忙碌各自的事情，但后来又有过几次见面。一次是高晓声从南京到常州来，刘灿放安排他住在明都，我还叫老朋友篆刻家王日曦来为高晓声刻了一枚章。这时高晓声的散文集《寻觅清白》已经出版，每人送了一本。高晓声还用毛笔写了一幅“寻觅清白”的条幅送给王日曦。

　　在明都酒店住了3天后，高晓声要回南京去，刘灿放派车由驾驶员和我一起把他送到南京肚带营他的寓所。过了一年不到，1998年的初夏水蜜桃上市的季节，高晓声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无锡杨湾朋友处修养。我告诉刘灿放，刘灿放就派一辆车叫我去杨湾看看他。他那里还备着毛笔砚台文房四宝，偶然写写毛笔字，我就向他提出写一幅字给我。他就写了他作的句子给我，内容是这样的：“常州文坛，鼎立江南，以往如此，而今也然。人有知者，刮目相看，人若无知，两不相干。”落款是“丁丑年重抄旧句于杨湾，林深兄存”。

　　那次我女儿也跟着一起去的，也问他要写字，他似乎不太愿意写唐诗宋词之类的内容，想来想去，斟酌了好长时间，才写了一句他自己编排的句子。从这里，我更加了解到他的脾气，文学语言不要拾人家的牙慧，自己按自己的习惯说话，自己的语言风格才是最具鲜明个性的。这也是高晓声独特文学语言形成的真正原因吧。

　　1998年，我在九洲食品城任副总，负责广告策划。那时电视剧《陈奂生上城》正在溧阳拍摄。我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广告创意，做一个九洲食品城的形象广告。于是写成一个大约10秒的剧本，内容是这样的：

　　（江南田野上，草长莺飞，油菜花黄，陈奂生从田埂上走过来）。

　　一个人看见陈奂生，问：“奂生啊，你上哪里去呀？”

　　陈奂生回答：“上城去。”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