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龟》中还提到了一个王太史的故事。书中写道：“这位太史公姓王，号叫伯深，却是常熟人氏，同章秋谷总算是个同乡，还是他的父执。”这位王太史本来是寒士出身，家中一无所有，直考到五十多岁才点了翰林。京城里米珠薪桂，王太史度日如年。想来想去，想着了一条道路，托了一个同乡的京官，把他荐到上海道幕中，差不多就算是这上海道的顾问官一样。那时维新的风气未开，八股还没有废掉，这位上海道是个守旧家，同王太史谈论起来倒也意见相合，水乳交融，宾主之间甚是相得。上海道是个著名的肥缺，所以王太史的薪水每年竞有二千余两银子。玉太史喜出望外，索性把家眷搬到上海，住在一起。手内有了点钱，便花天酒地阔绰起来。

　　后来《九尾龟》又提及：“王子渊、王子深弟兄两个，一般都是同榜的太史公。这位王子渊王太史，却是个海内的书家，真、草、隶、篆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南北十余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位王太史的书法。和秋谷的老太爷是拜兄弟，为人却十分诚实，古道非常。”《九尾龟》最初由点石斋于光绪三十二年出第一至第二集，此后分四年出齐，因此书中多有前后矛盾之处。此处提及的王子深便是前面的王伯深，只不过在写作或者出版过程中发生了笔误。

　　根据以上的情况，这个王子深或者叫王伯深，其实便是汪洵。汪洵（1846-1917），原名学溥，又名学瀚，字子渊，又字渊若，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汪洵中进士时已经是四十七岁，入翰林之后不久便来到上海，入盛宣怀幕。他是著名的书法家，有“海上四大家”之称。所以“王子渊王太史”无疑是汪洵。汪洵没有同榜中进士的兄弟，他有个兄长叫汪学濬，字子深，但并非进士，只是个五品衔议叙盐大使。书中的王子渊、王子深弟兄应该是张春帆将汪洵的经历，加上汪学濬的名字，合二为一写成的。小说中首次提及王伯深是在第四至第五集的第六十四回至第六十九回，最后提及王子深、王子渊兄弟是在最末的一百九十一回和一百九十二回。《九尾龟》第四、第五集刊于光绪三十三年，而最后一集刊于宣统二年，四年的时光变迁导致作者的性格与对人对事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到《九尾龟》创作的最后阶段，他已经改变了对王子深或者王伯深的看法，借书中章秋谷的好友贡春树的说法：“我们平日还说他是书迂，如今看起来，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因此，个人推断，他除了不断在书中为汪洵说好话之外，还将汪洵一个人说成王子深、王子渊兄弟两个人，都是为了对之前的略嫌过份的描写作些挽回。

　　在最初对王太史的描写中，张春帆并没有留什么情面，直接评价其为“著名蜡烛，第一瘟生”。作者说了下面一番非常刻薄的话：“原来这班专读死书、专做八股的书呆子，往往少年时节不敢荒唐，一到中年以后，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自以为是功成名就的了，免不得就要嫖赌起来。却是不嫖则已，一经涉足花丛，定是那天字号的曲辫子；不赌则已，一经走到赌场，便是那专输钱的冤大头。这位王太史少年寒素，没有中举人的时候，抱着一部直省闱墨，拚命揣摩；买了一部《策府统宗》，尽心摹仿，一天到晚只想着怎么好中进士，如何能点翰林，把那心地中间本来所有的一点平旦之气，早已磨灭得干干净净，那里还有工夫来想这样的事情！现在点了翰林，处着这般优馆，又住在上海这花营柳阵的地方，自然也要不安本分起来，天天在四马路堂子里头碰和吃酒，闹得一塌糊涂。却又实在是个外行，弄出许多笑话，他自己还扬扬得意的不以为奇。”结果，王太史为了金寓、花彩云两个倌人，负了一身亏累，惹了无数牢骚。

　　张春帆在《九尾龟》中描述了很多类似方幼恽和王太史这样很多初到上海，流连花丛，却又吃大亏的同乡。小说中经常有各种对常州人落伍、不了解行情的嘲讽，所谓“常州来的客人都是一班土地码子，这班人却也实在瘟得利害，竟是一些不懂的东西。”而与之相对照，章秋谷却在上海滩上游刃有余，潇洒自如。章秋谷曾经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花柳惯家，温乡名家”：“近来上海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着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两字，不消说起是挂在瓢底的了。”那什么叫做功架呢？章秋谷继续解释道：“功架出于阅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简而言之，功架便是在上海滩这个繁华地历练获得的经验，学到的时尚派头。现代都会已经不完全以权力来划分等级，而是逐渐成为一个以时尚分等级的场所。所以即使方幼恽是常州首富之子，代表了金钱，王太史是传统社会中最受尊敬的翰林，代表了文化，但是他们在现代都市中仍然是时尚的落伍者，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书中的章秋谷之所以自视甚高，瞧不起那些土气的同乡，其实是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和方幼恽这样初出茅庐的小城人物及王太史这样受四书五经薰陶的传统人物划清了界限，把自己视为一个现代都市人了。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