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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钧1931年11月18日在《武进商报》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论著《土纱救国计划书》。文章开宗明义：“此次暴日甘冒不韪，突以重兵占我东北，缴我军械，杀我军民，夺我财产，凶横暴悍，无所不用其极。如吾国应付不周，非惟亡国，实有灭种之虞。窃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济绝交，义无反顾。”吁请当时政府“普遍宣传，指导民众，恢复40年以前自纺自织之工作，以为御日绝交之后盾，亦救济民生之根本办法”。国难当头，刘国钧忧国忧民，奋笔疾书，表现其强烈的爱国民族精神。

　　刘国钧的“土纱救国计划”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在这篇论著中的第6部分，专写了一项重要内容：“印度甘地救国工作之重心，端在纺纱。”文章对甘地的英雄行为大加赞赏，刘国钧写道：“他（甘地）将纺纱之器具，视为无价之宝，护身之符，刻不离身。即此次赴英，亦随身携带，虽在大海洋之风浪剧烈中，犹不间断纺纱之工作。此伟大人格，全世界崇为无冠王的甘地先生，日能纺纱7两，使全印民众，都随之做纺纱救国之工作，为抵制外布之后盾。”由此可见，刘国钧崇尚甘地的英雄壮举，借鉴他的“土纱运动”救国措施，奋勇当先，提出了“土纱救国计划”。

　　固然，鉴于当时民族工业的实际情况，“土纱”质量比起“日纱”要“逊色”许多。但刘国钧认为：“国家兴亡，在此一举。如人人具有爱国之真心，应不嫌国货之粗笨，且以着此土纱织成真正国货之土布为荣，并以用外货为奇耻，救国之道，庶有希望。”刘国钧以甘地为榜样，从民族大义出发，不顾个人得失和安危，振臂呐喊，号召全国民众与印度民众“扪心较量”，意为比较才知落后，激励国人奋起直追。

　　刘国钧的《土纱救国计划书》分10个部分，从形势背景分析入手，阐述“纺土纱”的意义和作用，测算“纺土纱”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提出可借鉴的经验和汲取的教训，推行“纺土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比较国货与外货的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最后得出“结论”：“国危矣，事急矣，救国之道，匹夫有责。”通过“土纱”计划实施，“可得最后之胜利，国家幸甚”。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刘国钧的第一部完整著作，这本书主题突出，论证严密，论据充分，同时渗透了作者的爱国情感和人格魅力，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