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在安达纱厂职员会上，刘国钧说：“本人对职工的教育训练向来极重视，极力推行。中国向来公认学问是无止境的，做到老，学不了。所以中国人的教育是一生一世的教育。”

　　刘国钧进行了在今天看来是学习型工厂建设的实践。“我们希望本公司的各个工厂，都能做到学校化：厂长如同校长，人事科长如同教导主任，考工主任如同主任教员，领班如同一班一级的教员，每月成绩考察表等于学生成绩单……唯能如此办法，本公司将来才可以有一点希望。”对于职工教育的内容、方法，刘国钧提出：关于工人教育，以前本厂只有夜课，以后需再恢复晨课，以免工人因调班而停课。课程方面，除国语、算术、公民等，关于工作法、厂规等项也应经常加以讲解，劝令遵守。此项材料似不甚多，但可常常更换说法，多多例举事实作为例证，便不致感觉枯燥无味。刘国钧认为“标语、格言，对于工人的精神上亦很有影响，应时常悬贴”。在他的工厂里，“以天理、人情、国法处事，真心诚意待人”、“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日日行，不怕千万里”、“每天勤学一小时，积五年虽愚亦智”等标语、格言随处可见，他提出“忠信笃敬”为《厂训》，带头唱“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轻”的《厂歌》，鼓励工人努力生产为厂争光，创办《励进月刊》，并亲自写文章。印发《格言联璧》要大家奉为座右铭，他组织研究会，每月一次，鼓励大家发表心得体会建议。此外，建“功德堂”、子女顶替等都是刘国钧匠心独具的企业文化创举。

　　作于1944年的《扩充纱锭计划刍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刘国钧在八个方面对扩大中国纺织工业提出战略性建议，其中第六方面，他专门论述了纺织人才的教育培养。建议在大学中设纺织系，建纺织专门学校，选派优秀纺织人才出国留学，对技术工人脱产轮训。刘国钧减少工作时间、加长训练时间的主张，以及储备人才强制培训的方法，现代企业依然在用。他重视经验的学习与积累，从日本买回来的旧印花机，横也开不出，竖也印不好，为了这部印花机，刘国钧废寝忘食几乎发了疯。后来，他扮作小工，混入上海的印染厂，偷学了关键技术，才把机器调试好，投入运行。所以，刘国钧对职工教育决心非常坚定，他说“在训练人才进展过程中，须能不惜牺牲，努力推进，以应需要”。

　　刘国钧有举办职业教育的强烈心愿。1956年，他回老家靖江视察教育，同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考察报告《岁岁年年人不同》。其中，关于教育他是这样写的：“靖江教育的发展，使我这个幼年遭受过失学痛苦的人，特别感到兴奋。农村扫盲运动的开展，成绩也是惊人的。”一位教师在乡里办一个初中补习班并担负扫盲，成绩很好，群众要求他添办一个班，但是没有教室，刘国钧当即捐500元造教室：“我认为有这样好的人民教师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方法很好，离市较远的小乡镇学生，一面可以补习文化，一面也不减少当地的劳动力，而且是轻而易举，容易普及，是值得表扬和提倡的。”

　　刘国钧担任南通学院（前身是中国第一所纺织技术教育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校董，大成公司成为该校纺织科实习基地，并成功引进张一飞、缪甲三等人才。他担任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校董，出钱出力，十分热心，并为该校毕业生题词：“积缕成布，业勤则精，学以致用，衣被苍生”。新中国成立初，刘国钧积极倡议筹建常州纺织学院，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办成。1962年，他捐10万元创立民办常州勤业机电学校，即后来的常州无线电工业学校。刘国钧办职业学校的梦想身后由其子女实现，女儿刘璧如、女婿查济民、幼子刘汉良等亲属捐赠110万美元作基金，每年的利息资助办常州刘国钧职业教育中心（现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