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夫妇在居室哀悼毛泽东 

      在我们探寻以刘国钧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变化时，首先得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一段复杂的认识过程。

　　受前苏联的影响，早期的共产党人视资产阶级为敌人。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样表述，“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毋庸置疑，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一带，我国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近代企业：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出现了。但是，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国内政治、时局的限制，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根本就走不到政权阶级的地位，所以，“一大”这种没有国情意识的论断显然经不起事实的推敲。后中共二大“革命纲领”即改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很明显，彼时的资产阶级（如果形成气候）是可以团结的阶级：毕竟，中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其后，中国革命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又有了“大”、“中”、“小”之分，是“敌”是“友”，亦“敌”亦“友”，如何调整，怎样合作等等，这些问题伴随着民族矛盾、革命斗争，时起时伏。

　　经过20年的摸索，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表述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

　　从以上论述出发，我们反观刘国钧等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变化过程，就有一个较清晰的政治基础。

　　翻阅《刘国钧文集》、《从乡童到富豪》、《创业之路》等作品，我们很难看到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刘国钧在他的实业经历中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1949年初，时年63岁的刘国钧在上海北京西路寓所召开会议，决定大成公司在沪、常两地的经营正常进行，而自己则暂避香港。确实，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从北向南横扫中国，民族资本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选择共产党的即留在大陆，这些人或者是和共产党早有来往，对其有一定的认识，或者虽对共产党没多少了解，但经过这些年的折腾，也算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跟他们去台湾肯定没有前途，到国外也非易事，不如先留下来看看再说。

　　和大多数民族资本家一样，刘国钧在香港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毕竟，国民党宣传的“共党共产共妻”确实恐怖；再者，而解放前后，国内工厂、银行、商店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商品滞销，现实使民族资本家们对自己的企业能否继续存在产生怀疑。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暂居香港的民族资本家（纺织业为主）纷纷在港开厂：在香港九龙荃湾，刘国钧也办起了东南纱厂且很红火。可现实是，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迅速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生产逐渐恢复，市场也慢慢活跃，留在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由最初的疑虑、惧怕转为兴奋，他们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措施，并表达对其的信任。

　　在香港，思念故土的刘国钧受《大公报》费彝民的影响和引荐，结识了时任中国共产党驻香港负责人张铁生。张铁生的为人及对国内形势的介绍唤起刘国钧回大陆的信心；而常州三个厂在原料不足的困难情况下，1949年底决算竟净盈利千余担原棉。于是，1950年9月16日，刘国钧携夫人踏上归程：17日离穗北上，20日抵沪，30日到常州，受到热烈欢迎。其后，经过“两刘”风波（详见《刘国钧文集·传记卷》P74-84），刘国钧全心投入大成公司的发展。和大多数民族资本家一样，此时的刘国钧是兴奋的，对自己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