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先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后的1952年2月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受到的第一次大的冲击，在运动中，民族资本家们变得非常恐慌，刘国钧本人曾说，“因为我未曾经历过运动，感到非常震动；看到有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居然出了许多意外，就更加震动。”（《刘国钧文集·传记卷》P88）无论是惧于国家政策的变化，还是担忧自身的经济状况及个人前途，彼时的民族资本家们从建国初的兴奋、合作又回到先前的疑虑重重，甚至恐慌。

　　于刘国钧而言，在“五反”运动中，他的“检查、交代”非常彻底：刘国钧抱定“把生命都交给国家的宗旨”，“把在国外、国内和台湾、香港以及个人与公司等方面的一切的一切，都完全彻底地逐步交代”。比如，《“五反”运动中在民建的检查》连同四个附件（见《刘国钧文集·函电与其他卷》P163-190），刘国钧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现实做了详细的剖析和说明。由于刘国钧实事求是、心胸坦荡，经过将近半年的反复检查，大成公司被核定为“守法户”。资料显示：当年的守法户约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如果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即从宽处理。

　　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最初的担心只是囿于其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刘国钧完全改变了他原来的立场和意识，这是值得称道的。

　　1953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全国私营工商界普遍感到震动与不安，毛泽东曾形容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些工商资本家心态极其复杂，他们或不满又无可奈何，或犹豫和观望，或悲观和消极。当然，也有拥护总路线的，一些同共产党合作的中上层资本家多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愿意走国营经济，比如刘国钧。

　　刘国钧说，“总路线的提出，对于我热心于提倡发展工业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他的理由是，“我们办企业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振兴工业；现在国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我们私营企业不管你怎样做得有成绩，力量总是有限的，况且私营企业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把生产更向前推进一步，决不可以安于现状，我们要跑在前面。”

　　其实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忽视当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宣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应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这些表述照顾了资本家的合法权益，从心理上争取他们对党的向心力。

　　刘国钧的大成企业是第一批公私合营的企业。申请报告打出后，有数月没有得到批准的消息，刘国钧利用开会等机会，不断催促；同时，他还主动提出用自己大成的私股与南通大生的公股对换，以弥补大成公股比例的不足，以期早日实现公私合营。1954年5月，大成公司成为常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

　　在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之间，在物质利益和政治命运之间，刘国钧先生少有一般资本家的疑惧和不满、矛盾与苦闷、无奈与挣扎，表现出融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浪潮里的大度和高远，及对民族发展的责任和大爱。

　　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才造就了刘国钧等一大批红色民族资本家；也是因为有了刘国钧等一大批红色资本家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亲密关系，才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雄厚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