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万里长江上每出现一座跨江大桥，都会引起世人瞩目。从较早的南京长江大桥到后来的九江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无不凝聚着朱晞的心血。

　　被称为“中国桥梁安全守护神”的朱晞，与桥梁隧道打了一辈子交道。而年迈之后经常萦绕在他记忆中的，却是家乡旧宅附近的琢初桥、新坊桥。

　　挑最艰苦的专业磨砺自己

　　时隔多年，已经77岁的朱晞，依然能脱口报出外婆家的门牌号码：青果巷173号。朱晞很早就离开父母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和青果巷诸多富有传奇故事的老宅一样，这间五进大屋也曾走出过不少潮头人物。朱晞的六个舅舅，全都是大学生。大舅、四舅是留美学子，二舅1929年入党，是胡乔木在清华的同班同学，1932年曾和胡乔木一起参加创办革命刊物《北方青年》。

　　而少年朱晞在外婆口中，听得最多的，是三舅的故事。

　　三舅陈志正1926年考入上海政治大学，后转入上海劳动大学读书。他是在白色恐怖严重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一度担任劳动大学党的书记，后成为江苏早期党、团领导人。他以码头工人、报贩等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投身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曾先后两次被捕。1930年，陈志正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任共青团省委秘书长，在紧张工作之余仍坚持自学日文、德文。1931年去北京工作，同时钻研政治经济理论。1932年回上海工作后，在上海“共舞台事件”中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先后关押在苏州和南京监狱。在狱中肺病复发，但仍参加编写狱中秘密刊物和要求改善生活的“罢饭”斗争，翻译日文《财政学大纲》、黑格尔《大逻辑学》等著作。在狱中虽被毒打，加上两副重镣，但毫不在乎，仍坚持斗争。

　　1937年5月，就在朱晞出生的同一年，陈志正在南京英勇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无内疚，死无怨尤……愿弟妹们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烈士的大哥、二哥没有辜负烈士的期待，先后参加了革命，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成长为著名水利专家和教育家。

　　外婆家门上“烈属之家”的牌匾自此成为家族骄傲，更在少年朱晞心中注入了报国情怀。后来读毛泽东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时，朱晞“心里总会升腾起特别的感慨”。

　　1954年，朱晞从省常中高中部毕业，毫不犹豫报考了唐山铁道学院桥梁隧道系，选择了“在桥梁隧道这个注定要吃苦的专业中‘磨砺自己’”，他要“用真本领为自己的报国理想架一座‘桥’”。

　　从青藏高原到林海雪原

　　唐山铁道学院桥梁隧道系，是全国最早设置的两个“桥梁与隧道”专业之一。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桥梁隧道事业的开拓者。

　　紧张的4年学业完成后，1958年，朱晞被分配到位于青海的铁道部第六工程局，成为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的首批建设者。

　　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关角隧道。

　　隧道长4000余米，海拔近4000米，比泰山还高出一倍多，是20世纪初我国修建的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隧道。“我们当年去报到的时候，零下48度的低温冻得人不能动弹，最低的时候达到零下52度。”在老关角隧道工地，朱晞负责工程的控制测量。钻机同时从两头打，朱晞的任务是要保证两边相向同时作业的钻机“要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关角隧道地处高海拔地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四季飘雪，长冬无夏，即使在七八月份隧道内还必须穿棉衣。隧道附近气候变化剧烈，一日之内经常是几度雨雪，“那里地质情况复杂，多处断层切割，岩石破碎，地下裂隙水丰富，每昼夜最大涌水量1万多吨。”而且洞内严重缺氧，在洞内工作时间长一些，就会感到胸闷无力，甚至昏厥。当时没有现在的先进工具，打冻土很冷，很多时候要一锹一锹地挖。“关角隧道的施工难度确实是绝无仅有啊，地质条件之复杂、条件之险恶，恐怕中国没有第二处了。许多施工者都把生命留在了那里。”

　　高寒、缺氧，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工程于1961年被迫停建。当朱晞和建设者们撤出关角的时候，已是疲惫不堪。满腔热血的铁路员工，含着眼泪告别布满伤痕和辛酸的工地，无数凿洞筑路工人忍着饥渴、严寒徒步撤离戈壁。许多人根本走不到西宁接待站，就倒在了路上。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