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大明染织厂门前合影，前排右五起：查济民、查母、夫人刘璧如。  济民、查母、夫人刘璧如

      刘国钧与卢作孚都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著名爱国实业家。一个出生在长江下游的江苏靖江，一个出生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合川。两人在家世出身、创业经历、人生理想以及经营谋略和管理方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刘国钧原名刘金生，后改以“国家的国，千钧之器的钧”中的二字命名，有志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后改名“作孚”，也正是为了表明自己强国富民“作众孚”的心愿。尽管刘、卢二人在抗战前未有机会谋面，却经黄炎培先生牵线相识，并相互倾慕，引为知己，还积极筹划在重庆联合开办工厂。

　　抗战的烽火促成了两位爱国实业家这段千里“姻缘”。“七七事变”后，日寇战机继“八·一三”上海轰炸后，又对江南古城常州进行轮番轰炸。刘国钧二十余载呕心沥血创建起来的集纺纱、织布、印染于一体的大成企业，几乎被摧毁殆尽。幸得重庆著名爱国实业家、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才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1938年，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亲自坐镇汉口，负责组织指挥长江大撤退，他的民生公司轮船也全力投入。在紧急抢运十多万吨军工器材到大后方的过程中，卢作孚主动替刘国钧排忧解难，利用民生公司的剩余运力，赶在长江秋冬季节还剩40天中水位期间，更是赶在日机大轰炸之前，将大成企业一部分从国外购进的纺织机械，经镇江拆运到汉口，后又撤运到重庆。刘国钧的女婿查济民先生曾回忆说，当年他正是和卢作孚一道，搭乘民生公司最后一班轮船“民本”号撤离镇江的。

　　撤至重庆后，刘国钧的大成公司在水市巷租赁了一间小房子，搭地铺，站着吃饭，过起了难民营生活。他迅即与大家一起讨论办厂，拟在重庆“猫儿石”购置的百亩基地上建厂，暂名定“复大纺织厂”。可是，一旦施工动起来后，才发现困难重重。这是由于民国政府迁来重庆作陪都后，将建筑材料也列为“战时计划统制”中。刘国钧无奈之下，只好另觅办厂之路。

　　当刘国钧正在为厂基犯难时，卢作孚却派人来接洽联合办厂事宜，并请刘国钧到成都面晤。

　　原来，卢作孚作为“轮船大王”已经名扬全国。殊不知他在拥有庞大的船队之时，还经营着一个300多人的“三峡织布厂”。其虽有畅销全川的渠道，但毕竟织出的是又粗又重的“三峡布”。刘国钧入川，使卢作孚产生了借刘国钧的经验和能力，使三峡织布厂“脱胎换骨”的想法，因此，两人对合作的策划几乎是不谋而合。

　　两位实业巨子在成都见面了，可谓一见如故。几乎是在你一言我一语之中，就达成了合作办厂协议。卢作孚说：“现在只好拼台唱戏了。我们三峡厂正好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化的纺织厂。大成呢，尽管机器只到了230台布机，但你们的牌子和技术就是无尽的财富。正好这几天，湖北一家叫做隆昌的染织厂的机器，也刚刚运到重庆。这家厂虽小，但也总能出点力。大家凑起来干就是了。”于是，在卢作孚的发起和主持下，撤迁到重庆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汉口隆昌染织公司与卢作孚兴办的三峡织布厂，于1939年2月合组为大明染织公司。公司名称是卢作孚的建议，他说：“大明，大是代表大成公司，明是民生公司的谐音，组合又有大放光明的意思。”厂址便设在距离合川不到30公里的北碚文星湾，即原三峡织布厂所在地。刘国钧建议，请卢作孚出任公司董事长，他出任公司经理，查济民担任厂长。卢作孚出于对刘国钧的崇敬和信赖，将经营管理全权托付给大成企业的原班人马。而刘国钧又逐步将经理职务一并交由查济民担任。“慧眼识英才”。精明能干的查济民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卢作孚常昵称他为“娃娃经理”。他借鉴刘国钧在大成的成功经验，使得这个没有纱绽的布厂，迅速闻名于大后方的市场，为抗战胜利和日后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血与火，促成了两位民族实业家的不解之缘，更锤炼了两位著名爱国者的伟大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