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故事：又有人为刘国钧介绍了另一位姑娘，她粗通文墨，勤俭能干，性情温和。他认为可以一谈。回家禀明了父母，就上门相亲。看到姑娘外貌也不错，于是就请媒人传话，同意互换八字。因为女家离刘国钧的元泰店很近，所以他们经常见面。虽然那时封建礼教还很严重，但毕竟都是小小百姓，也就少了许多讲究。他与她尽管不去花前月下，然而往往店里打烊后，刘国钧走到她家去喝喝茶，还有机会相互交谈的。久而久之，双方竟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可是，当刘国钧谈到将来如果成了亲，一定要她到靖江去与他父母住在一起时，则始终谈不拢。就因为这个条件通不过，刘国钧只好退还了女方的八字，回家将这件事向父母做了禀告。母亲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可惜！”然而又说：“金生，你也太迂执了，只要姑娘人好，将来就在奔牛跟你过日子，小两口和和美美就行了，又何必一定要她到家里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呢！”而父亲却说：“非也，非也！试想一个置公婆于不顾之女人，还谈何三从四德！”于是，刘国钧就对母亲说，他今后也无心在外择偶了，还是请父母作主在家乡物色吧。

　　孝敬和赡养父母，这是刘国钧对待恋爱婚姻的第四种态度。从传统意义上讲，婚姻和家庭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与父母也是密不可分的。而现实中却不一样了，婚姻是婚姻，家庭是家庭，老人是老人。婚姻意味着分家，娶了夫人丢了老人，这些都对现实中的家庭和社会影响极大。婚姻，意味着对家庭和父母的责任，在这方面，刘国钧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五个故事：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刘家父母做主，为刘国钧介绍了本地姑娘鞠秀英。鞠秀英是本乡鞠家埭人，其父母都是老实本分人，姑娘端庄贤淑，秀外慧中，心地善良，手脚勤巧，深得刘家父母欢心。其母叫刘国钧从奔牛赶回来，要他本人登门去相亲。刘国钧对母亲说：“妈，用不着我去看了吧！只要你老人家看得中，你觉得好，那么我一定会同意的。”因为在刘国钧看来，其母亲在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将来他的妻子只要能孝顺公婆，就满足了。当时刘国钧认为，本人不是要讨老婆，而是要替父母亲娶媳妇。

　　尊重父母长辈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刘国钧对待恋爱婚姻的第五种态度。恋爱婚姻原本属于当事男女自己的事，这是肯定的。但父辈的生活经历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对年轻人还是有许多借鉴意义的。从家庭和睦出发，听听长辈意见和建议，并非坏事。

　　第六个故事：刘国钧与鞠秀英于1908年完婚。婚后，他发现鞠秀英堪称淑女，她不但不嫌刘家无家产，还鼓励他在外面要努力做事。她说钱财都是靠十个手指头忙出来的，只要我们勤俭刻苦，家庭总有一天会兴旺起来的。人家说新媳妇三日下厨，鞠秀英新婚第二天就煮茶、烧饭、做家务。她对公婆是悉心侍奉，街坊邻居一致称赞说，刘家娶了位贤德的好媳妇。

　　重德性轻钱财，这是刘国钧对待恋爱婚姻的第六种态度。现在许多年轻人找配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要有钱。有钱就紧紧地贴上去，没钱就远远地离开。找对象找的是钱，不是人。出现这种情况，是拜金主义在人们生活中的反映。男人和女人，怎么说也应该情投意合才是。钱财对生活是重要的，但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比钱重要的是健康，比健康重要的是生命。钱是人造的，人的重要性读懂了，那么婚姻也就自然健康了。

　　刘国钧的恋爱婚姻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要看家庭各成员建立的新型关系就清楚了。刘国钧的妻子鞠秀英，在刘家父母有生之年，始终孝顺两位老人，并与他母亲关系胜过亲生母女。抗战初期，刘国钧要出门远行，到汉口去筹建大成四厂，母亲此时已是古稀老人，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他不忍心离开母亲，母亲知道了，就对他说：“金生，你尽管放心出去吧，只要有秀英在我身边，我就享福，我就开心。”谁料，刘国钧这一去竟然是和母亲的永诀。秋后，其母竟然无疾而终。弥留之际，鞠秀英守在床头，向她说：“妈，已经给金生拍了电报，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母亲点点头。一会儿，她从被子里伸出了那只劳作了一辈子的布满了青筋的手，鞠秀英见状，连忙握住了她的手问：“妈，你需要什么？”母亲摇摇头，这时她已经气息如缕。据鞠秀英后来告诉刘国钧，母亲临终前只有一句话，就是拉住她的手说：“秀英，你比女儿都好，我就是掉不了你啊！”当时，刘国钧离开汉口，刚抵达上海，往家里打电话，知道母亲已经溘然而逝，他悔恨莫及，未能给母亲送终，但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爱妻，为他尽了最后的孝道。这样的婚姻无疑是健康和幸福的。

　　刘国钧先生在恋爱婚姻上的种种态度，体现了对家庭、对配偶，或者说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这值得今人的关注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