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16年了，对于他，我常存感激和怀念之心！听探亲回日本的雪英妹妹说，家乡成立了高晓声文学研究会，更激起了我对父亲的怀念追思之情。这次重回常州，既为探母，更为思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岁月，父亲留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他对我们的关怀、培育和疼爱，永远值得我感激和怀念。

　　在我们高家四姐弟当中，我是长女。父亲高晓声虽然不是我们三姐妹的亲爸爸，但他却视同己出，待我们都非常好，对我这个大女儿更是关怀备至。在女儿的心目中，养父比亲老子还要亲。他不仅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担当精神的好男人、好父亲。我和妹妹雪英、弟弟其格先后到日本去谋生、读书，走出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全靠父亲的安排和支持，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至今保持的一些好的思想品性如善良、正气、精明、对我看不起的人绝对不妥协，亲戚朋友们称赞我有志气、有毅力、爱学习、能苦干，这些都是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结果。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也算个文学爱好者，把老家里收藏的书都找出来阅读，甚至在课桌上剜个小洞，上课时还偷偷地看小说。后来父亲创作的小说一篇一篇发表了，杂志寄到家里，我就先睹为快，成为第一读者。住在董墅村老家的时候，要到河里担水吃，父亲亲手做了两只小木桶，让我担水。我爱劳动的习惯就是从学担水培养起来的。在学校里，我爱好体育运动，多次参加比赛获奖，几乎每次比赛，父亲都会临场为我助阵。高中毕业后，我一面工作，一面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其后又业余读完了大学经济系本科，这也受益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或许是出于偏爱，我非常看重父亲写的农民小说。前几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甚至认为父亲的小说不会在莫言之下，只会在莫言之上。

　　父亲爱酒，我喜欢坐在他身边，一面帮他斟酒，一面跟他聊天，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学校里的大小事体，无所不谈，父亲听得很入神，高兴地说：“与腊腊蛮有谈头！”

　　父亲说话很幽默，我有时也故意跟他开玩笑。记得我说“我们家里的人最难看的就数爸爸”，父亲装得很认真的样子说：“我是第二难看的人。”我反问：“那第一难看的人是谁？”因为那时我是一个胖丫头，父亲就点着我的鼻子说：“第一难看的人就是你腊腊！”

　　弟弟高其格是父亲的独苗，总喊他“格格”，外出时常常带在身边，我们一家人都很宠他。父亲特别关照我说：“长姐如母，你要多多关照弟弟。”后来弟弟念书、做生意、去日本，我都尽心照顾；为了让他历练，还把在日本的一个门店让他承包经营。

　　上世纪90年代，父亲住到南京后，我从日本回来去看他，有时与格格、雪英陪他看电影、打扑克。打扑克时还来点钞票。父亲喜欢跟我们逗趣，他输钱了不肯认输，还会耍赖皮，说“就算了吧”；我赢了钱他还会“敲竹杠”，要我给他买取暖器什么的。我往往也会反唇相讥，说老爸是巴尔扎克小说《守财奴》里的吝啬鬼葛朗台。父亲总是笑嘻嘻的，并不生气。

　　画家董欣宾叔叔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住在我们家时画过不少画，有一些画送给我父亲。董叔叔还特地画了一幅“腊梅图”送给我，裱起来挂在房里。后来我去了日本，房子整修，把那幅国画给弄丢了。现在董叔叔也去世了，他唯一留给我的纪念品也丢失了，非常遗憾。我当年去日本时，董叔叔还支助过一笔日元，救了我和父亲的急。虽然后来我把钱归还了，但董叔叔的恩情我是记在心中的。

　　上世纪80年代，父母婚姻出现裂痕，我的态度是：绝不让爸爸离婚，我们的家庭不能破裂！那时爸爸有一个广州的女朋友，给他来信，他就准备去广州。我知道父亲要去做什么，暗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他们的工作。于是向工作单位（新华书店）请了假，恳请随父亲去广州玩。父亲不肯，但没有阻挡得住，只能带我一起走。可是到广州后，父亲却让我在他的朋友家住着，不让我跟在他们身边。过了两天，我私自跑到宾馆找他，他又打发我跟着在广州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夫妇一起玩。在我的催促下，王元化叔叔派车送我到爸爸住的宾馆。我的出现，把爸爸吓了一跳，忙叫我在一边等，自己进卧室关上门。我破门而入，看见了那个姓钟的女人，就满面笑容地说：“阿姨，我是高晓声的女儿，希望陪你们一起去玩。”她示意爸爸，爸爸示意要等礼拜天才同我去玩。到礼拜天三人同去了公园，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单独跟钟女士说明家庭所发生的矛盾，希望她作为一个女性，能够理解并劝说父亲顾全这个家庭，不要让我们家庭走向破裂。从那以后，钟女士与爸爸好像就不再多交往了。

　　1991年我第一次去日本，父亲和母亲一起到上海虹桥机场送行，看起来关系似乎和好了。不知道一年之后为何又“还原事实”，婚姻再也维持不下去。我赶紧回国。父亲表示，实在没有共同语言，女儿又不在身边，感到孤独，非离不可。我看再也无法挽回，只能转而劝说母亲放爸爸一码，同意分吧。父亲拿出8000美金算是对妈妈的一种补偿。

　　我爸爸逝世的前几天，我带着身孕回到常州，原来并不知道他病危住院，就约了父亲的朋友章辰霄叔叔到无锡探望。父亲正处在昏迷中，病床就在大厅里，许多来探视的人进进出出，环境又糟又闹。第二天，父亲突然苏醒了过来，春英和格格夫妻俩都到了医院，医院专家招集家属，说病人“不要紧”了。父亲见我在身边，很高兴，说要吃西瓜，还说想吃野生甲鱼，以为挺过了这一关身体就有望恢复了。我这才放下心，因快要临产，又感冒咳嗽，就回日本了。谁知几天后父亲竟又病危不治，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没有能够为父亲治病和送终，留下了永远的憾恨。

　　父亲逝世好几年后，骨灰没有安葬，我觉得父亲是名人，以后会不断有人凭吊，就出资以四姐弟名义购置了一块墓地立碑安葬。天野节叔叔听说此事，夫妇俩执意捐赠了50万日元资助造墓。后来我们姐弟商量，就把天野节的名字也刻在墓碑上。天野叔叔作为父亲生前的朋友，不仅把父亲的小说代表作翻译到日本出版，研究“探求者”文学，还对我们在日本的姐弟悉心照应。我从当初在咖啡馆打工到现在开有价票证公司、准备举家移居加拿大，每走一步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年逾古稀的他还在辅导我的女儿学英语。这次我回国，他还特地写了《作家高晓声与我的一段交往——从相识到交流》，让我带回来，支持常州的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天野叔叔可以说是我爸爸的生死之交，也是我们家的恩人。(高腊英 /口述 朱净之 丁保林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