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瞿轶群一家。前排左为瞿轶群，后排右一为作者 

     我母亲在世时，最思念她的幼弟——瞿坚白烈士。1916年，我外婆因家庭破败、债主逼门而自杀身亡。时坚白舅舅只有5岁，我母亲轶群也才16岁，就负起了照护他的责任，对他很是怜爱，真是长姊如母。后来因无法生存下去，我母亲带着9岁的他和三弟景白（在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因反对米夫、王明宗派集团而“失踪”）一起，离开家乡江苏常州，投奔浙江杭州的伯父家里，寄人篱下。伯父原是一个县令（民国时改称“知事”），这时早丢了官，也已败落，伯父虽然收留并且善待他们，但要养自己一大家子人，毕竟不大照顾得过来。他们姐弟在暗淡凄苦的日子里，相依为命，感情至深。我母亲直至衰朽的晚年，仍然常思念他们，尤其是对坚白，有时还会流下泪来。

     母亲说，坚白生性正直，敦厚，聪明好学，喜欢文学，很有悟性。他虽然只读到小学毕业，却很会写文章，有时为了有点收入，仅根据听来的某个京剧的演出情况，用他的小名“谷生”，写小剧评寄给报馆发表，另外也写点短文赚点稿费。15岁起，他不愿再依赖伯父一家，托堂哥的朋友介绍，到新昌、淳安、镇海等地的县教育局当一名最低级的雇员。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虽地位低下，然而正气凛然，总是冷然面对国民党的党棍、政客们，很少参加例行的“总理纪念周”。在镇海县教育局任事务员时，当局强令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须加入国民党，办“集体入党”手续。坚白坚决顶住，宁可丢掉饭碗，也不报名。同事劝说，他也毫不动摇。1935年，他在办公室看到报上长兄秋白殉难的消息，冲门而出，回到宿舍，掩上房门，从下午哭到半夜，不思茶饭。第二天出门，却如无事一般，但从此很少言笑。那时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投奔革命队伍了。1938年，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他终于找到机会，带上姐姐轶群为他准备的极简单的行李，历尽艰辛，辗转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我母亲当年只知道他到了武汉，当时还给他做了一件丝绵背心寄去。后来接到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一封信，知道了坚白的下落，觉得欣慰。1939年，坚白寄来了一封信，说他将调往别处，难以确定地址，不要再寄信去。姐弟间从此就不通音讯了。我母亲只剩下了对他的长长的思念。

     1943年，我家随我父亲任教的中学住在仙居，我姐姐凌志已10岁，清晰记得，那年除夕夜母亲喝了点酒，看看亲人，悲从中来，伏在桌子边大哭着说：“秋白我见不到了！为什么谷生也不给我见到？”她头发蓬乱，我姐姐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这种悲伤的样子。

     这时候，算起来坚白舅舅已不在人世了。这年3月起，他到晋冀鲁豫边区专署调查研究室工作。“五月扫荡”中，他和几位同志一起在太行武安县百草坪与敌人遭遇，奋勇突围未能成功，壮烈牺牲。当地军民把他安葬在百草坪附近的车谷村，还立了一块碑。后129师师长刘伯承为瞿坚白烈士题词：“英名不朽”。这一切我母亲当然是不知道的。

     直到1949年8月，母亲收到经由杭州亲戚转来一封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的信。信上说：“我们很抱歉，由于交通不便和敌人的长期封锁，直到今天才通知你们关于坚白同志的不幸消息。坚白同志原在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工作一贯积极负责，艰苦奋斗，为其他同志的榜样，为负责同志所表扬。但不幸在1944年（作者注：原文如此）日寇大扫荡时，英勇牺牲于武安百草坪。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于革命丧失了这样坚强的战士，对我们失掉了这样可敬佩的战友。这是一件极悲痛的事，当时他为解放人民的伟大革命而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和今天我们还活着的人的幸福而牺牲，这是伟大的，也是光荣的。今天他若知道他多年努力争取的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即将实现，他出生的故乡早已经解放，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希望你们不要太难过，三年前我们已经战胜了杀害坚白同志的日寇，我们在继续着他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革命事业。我们要继续进军不能登府慰问，这是我们很以为憾的。”

     我记得这封信是在一个下午收到的。我到母亲的房间，看到她坐在桌子前饮泣。我母亲是很坚强的人，过去家里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和艰难，我都没有看见她哭过，这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兄弟中，她本来只期待有一天能与由她带大的、与她最亲密的坚白见面，如今化为了泡影。这个太晚到来的噩耗使她难以自持。从此她只剩下了对坚白长长的思念，此外还有一张坚白1935年摄于宁波的照片，她一直妥善保存，这也是坚白舅舅唯一存世的照片。现在由我保存着。

     第二野战军不知名的同志写的富有感情、言辞恳切的信，给了母亲一点安慰，坚白是争气的。写信的应是两位同志，因为信中“早已解放”之后的文字，与前面的笔迹不同，显然是戎马倥偬中由另一位同志接着执笔写完的，想来他们都与坚白舅舅属同一个单位，因而对他是了解的，对他的赞扬是由衷的。他们的慰勉和赞扬使我母亲感到高兴。

     坚白舅舅的情况，他的故乡常州是很久以后才弄清楚的。到了1981年，常州市政府将我母亲作为“革命烈士家属”，给我母亲寄来了《革命烈士通知书》，因为坚白舅舅牺牲时才33岁，尚未结婚，没有其他地方可寄。这时我母亲还在，几个月后，她也去世了，时年81岁。

     1987年，坚白舅舅生前的战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新铭同志，将他保存了45年的一些诗文原迹（那是坚白写在张新铭的笔记本上的），寄给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纪念馆在《瞿秋白研究》第十期上发表出来，又使我得以窥见坚白舅舅抗战时期的内心世界。他1942年五六月间作的一篇散文诗《偶感》写道：“天是那么宽，地是那么大，山是那么高，海是那么深，我们的心胸啊，却包含宇宙。”另有三篇杂感，第一篇写道：“了解‘人’，是你最不容易的事，但在斗争最尖锐，环境最艰苦，任务最严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人’了。”第二篇说：“生与死间只一刹那，英勇就义前的一刹那，是最光明最坦然最愉快的，如果屈辱偷生虽百年又何足乐呢？！”第三篇写：“有这样一种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满口‘政治修养’‘革命道德’，道貌岸然，正人君子也。但在黑夜无月之时，独居斗室之中，却偷偷摸摸干些苟且之事，原来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该是《镜花缘》中两面国里的人物，却出现于现在，并混迹于革命阵营中，实在该鸣鼓而攻之。”这些诗文袒露了坚白舅舅的革命者的广博胸怀，抒发出很深的人生哲理和对革命队伍中的伪君子的尖锐揭露。其中第二篇杂感显然还包含着对英勇就义的长兄秋白的纪念，第三篇杂感则表现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在今天读来还有很强的现实性，令人感奋。这些作品真使我感慨，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增添了我对他的尊敬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