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军工的前两年，我们没有寒暑假，也不能随意请假，两年后才如同其他大学一样允许回家探亲。因为我的经济条件差，且定期从自己有限的津贴中给就读于华东师范学院的三姐汇去几元零花钱（三弟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后依然每两月汇一次款），所以在校期间我仅有两个假期回过苏州。遗憾的是，两次探亲都给我留下了一辈子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

     第一件事情是，1960年暑假和我在苏州短暂相聚后的二弟盛承惠，在1961年春节之前竟然自杀身亡，殁年刚20周岁。二弟自幼患上极严重的气喘病，敌伪时期上海浦东有个叫太田的日本医生，用二弟的尿液加工后回注入体内，倒是有点效果。他勉强坚持求学，与比他小2岁的三弟，一起在苏州初中毕业。二弟和我一个学校，三弟在苏州一中。1960年，三弟考入苏高中，小我2岁的二弟不知是体检还是成绩的原因，没能升入高中。几个月后他被招工到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当了徒工。 在那人人靠每月20多斤粮票维系着生存的岁月，正值青春年少的二弟，有次在车间地上捡到几斤粮票没上交，被发现以后受到了批评。后来又有人丢失一个皮夹子，就被无端怀疑一定是他“偷”的，并被工厂保卫科勒令春节不准回苏州。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毫无社会经验的他，无从交代，情急之下干脆以自杀了结此生。而最终“拿”别人皮夹子的人，终于浮出水面，厂方仅简单给我家一个皮夹子不是二弟偷的结论。但那含恨屈死的年轻生灵，如何才能在天得以安宁？！

      二弟是我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希望我能去他厂里参观，我因急于去南京看我热恋着的一位高中女同学，谢绝了他的邀请。二弟一路伴送我去了火车站，未料我那“来日方长”的托词成了永别之言！还有就是他很想有一件海魂衫，当时邮局不让寄军用物品，我也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否换一件小号的带给他。当噩耗传来，我哭着向组织上请假回苏州，却没有被批准。2011年3月19日，我和小弟承宪两人去戚墅堰机车厂，找到当时的见证者，说到50年前二弟受到的冤屈无不动容。他们指点我们去厂里为工厂逝世职工专门开辟的一块墓地，可是哪里还能见到二弟的墓穴？我和毛毛只能在这个墓地，和机车厂墙外面对苏州的方向为二弟作了两次哀悼祭扫，并不迷信的我，热切地期望能引领二弟的冤魂回归苏州故里。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62-1963学年寒假，我和好友阎世昌同行，到北京二姐家稍作逗留再回苏州。二姐在空军总医院当护士，她让我乘公交车到公主坟站见面。阎与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外训班就认识，他姐夫是位将军，他把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好几百元津贴费放在军用黄色帆布挎包里。我俩上公交时天刚蒙蒙亮，他以老北京的身份，一路上给我介绍“八大建筑”，讲得起劲时不知不觉把包放在了座位上……下车后在站台上，发现那军用挎包没带上，除了共有的无奈之外，我多了一份因我所致的自责。但我相信，司机、售票员或是乘客一定会捡到挎包并保管起来。我们坚持等到这辆环城车再次来到同一站台，那位售票员却很认真地说：既没看到也没人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