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1901年走进奔牛，1915年离开奔牛。

     我是这么想的，当年的刘国钧如果没有走进奔牛，就没有后来的刘国钧；如果不离开奔牛，同样也没有后来的刘国钧。奔牛，能留给他许多宝贵的记忆，同样也留下许多痛苦的回忆。

     我觉得还是“设身处地”地从刘国钧自己的“记忆”和“回忆”中，去分析其离开奔牛的主要动因吧。

     刘国钧面对在奔牛创业的成功，他开始了另一个问题的思考：现在开起了两爿店，信誉树立起来了，资金也积了一些，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做一番更大的事业？

     刘国钧没有躺在“功成名就”上，更没有衣锦还乡，而是“将事业进行到底”。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刘国钧开始从长计议：我在奔牛十余年，由于受了父母的教育，自己专心一致的学业、创业能做到这样的成绩，在奔牛街上来讲是仅有的。我时常想，我在奔牛的花是开了，可是最后果实放在何处？我在奔牛是外地人，是客户，将来应该把家安在何处？根扎在何处？

     在奔牛的去留上，刘国钧先是作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定居奔牛，则一定要做一个商家兼地主，财势兼备，才能稳当，然而，这不符合我的禀性。当时，我订阅了《民立报》，已经认识到，中国纯粹靠农业，是不能强国富民的，一定要工农业兼而有之，才能富强。在店里，从纺织品买卖生意中，我发现土布逐年减少，渐至没有销路，农村中的手工摇棉纺纱，土机织布，也在趋于消失，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的土纱、土布被进口的洋纱、洋布打倒了。

     我看到中国的原料出去，外国人加工成了成品再进来，中国人吃亏太大了，中国人口众多，纺织品需要量极大，就我经营的两爿店来说，布匹的生意则占了十分之九。

     于是，刘国钧替舶来品的布匹算了一笔账：经过一算，吃惊异常，其利润之高不可思议，当时中国国内棉花每担价仅22至24元，一匹平布12磅重，用10斤棉花就够了，10斤花价2元4角，而一匹平布售价是4两5钱银子，合到规元（近代上海通用的仅供记账的银两计算单位）6元2角多，因此洋布除去成本和运费等，还有百分之百以上的利润，换句话说，我国进口一匹布，等于损失一匹布，反过来说，我们把国产棉花纺成一支纱，织成一匹布，就能抵制外国倾销的一支纱一匹布。

     算了一笔账，催生了刘国钧的爱国主义的萌芽，更萌生了他要向纺织工业发展的念头。

     刘国钧对个人的家安在何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如是说：我只有办好了事业，才是有了基础。大丈夫应先立事业，家则应放在其次，有了事业，有了基础，何患无家，落根于何处？要以企业为基地，要以企业为重，不能以家为重。

     而这次选择，对刘国钧来说，是脱胎换骨的一次。他用“改名”来进一步铭取志向：我对父亲说，我不能再名金生，我岂能够为“金”而“生”！于是，父亲经过慎重推敲，为我题名为“国钧”，典出《诗·小雅·节南山》，勖勉我今后要为国家担负起重任来。

     弃商从工，走向纺织实业，这对年轻刘国钧来说，是件大事。经周密筹划，他决计离开奔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