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创办企业的大都是封疆大吏，最初为了富国强兵，军工企业的发展因投资导致财源紧张，使创办者意识到企业的创利作用，于是开始新式民间工商业的投资。随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阳铁厂等近代企业的创办，标示着中国近代经济的起步与发展。盛宣怀依恃李鸿章的支持，利用外国经济势力，走上经营近代工业的道路，从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

      盛宣怀（1844年-1916年），出生于常州一个名声颇著的官绅家庭，从小“颖悟洞澈，好深湛之思”。其父盛康是道光甲辰（1844年）进士，曾任湖北武昌盐法道。1866年，盛宣怀中乡试秀才，随后三次都没能考中省试；转而注重实业，致力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创办和发展。

      参与创办招商局，开始实业家生涯

       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后，直至1894年-1895年的中日战争，盛宣怀可以说是李鸿章经济事业的代理人。据盛宣怀《行述》中记载，盛听到李鸿章上奏建议船政局既造军舰又造商船的消息，即向李鸿章请愿：由政府组织一个官商合办公司来管理一支船队，与当时已控制中国沿海运输业的外国公司进行竞争，挽回洋人侵我利权日盛的状况。1872年春，盛宣怀受命拟订第一个轮船招商章程；《章程》强调商本商办原则：认为要在市场上取胜，必须要让那些将盈亏“视为身家性命”的商人来投资创办和经营。这想法在当时保守势力占绝对统治条件下未被接受。

      1873年，盛宣怀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该局基本上按他的意见经营。1876年底，盛说服两江总督沈葆桢借给轮船招商局官款100万两，由此筹得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和其他财产的基本款项，使轮船招商局的船只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以上，增强了竞争力。

      李鸿章高度赞扬盛宣怀在收买旗昌轮船公司中的作用。1879年10月，盛宣怀得到奖赏，被委任为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这是他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位。1885年，盛担任轮船招商局第一任督办，他根据自己“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原则，对轮船招商局进行组织整顿，厘订用人、理财章程各十条。至1902年底，盛既是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又是最大的股东。轮船招商局举办成功，股份有限公司被社会接受。1914年该局拥有中国轮船吨位总数约75艘计89237毛吨中的30艘计54367毛吨。

      这是中国第一家自主的轮船公司，也是官督商办企业的一个最早的样板。该公司成为中国引进新式工业的主要例子，在中国早期企业界有着杰出的地位。

      官督商办电报局，频繁接触西方

       1879年-1880年的中俄伊犁危机，严重暴露出由于缺乏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电报联系而造成谈判的不便，使中国竭力要架设电报线。1880年春，盛宣怀要求李鸿章按轮船招商局的模式，用公开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以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李鸿章派盛宣怀为代表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谈判架线之事。1881年12月，津—沪电报线完工，以盛为总办的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他开始吸引商人投资。

      1882年4月，盛宣怀将筹集的商人资金归还政府的垫款后，电报局正式改组为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模式被当作在特别无望的环境中振兴中国自主和自营企业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保证在这种环境中创立工业企业的发起者的利益。盛宣怀同时兼有督办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

      在盛宣怀主持下，电报局接办了苏、浙、闽、粤、湘、鄂、赣、鲁、东北、西北、西南等省区的电线，并与丹麦和英国的电报公司进行了广泛的谈判：准备中国电报线在云南和广东边界与法国电报线相接，在满州边界与俄国电报线相接。谈判的同时，盛宣怀与西方人士进行各种频繁的接触。1887年，电报局与洋商英国大东、丹麦大北公司签订《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条款》，即电报“齐价合同”，既收回了利权，又有利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

       电报是洋务运动中最成功的事业，也是商业化最迅速的。不仅短期敷设了一个覆盖全国的近代化通信网络，而且电报局也被认为是晚清中国最成功的企业。盛宣怀以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同时担任道台和一批新式工业企业的经理的突出能力，为中外人士所公认。

       重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成为近代工业家领袖

       直至1890年，中国还没有机织棉纱和棉布。1892年6月，盛宣怀在李鸿章支持下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达到了他官场金字塔的顶点，成为李鸿章辖地内最高的财政官员。1893年10月，盛开始重建被完全焚毁了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由于政府不愿意增拨资金，盛宣怀与上海海关道聂缉椝一起从中国民间招集资本，加上所剩的旧公司资产组成一个新的官督商办企业，称之为“华盛纺织总厂”，成为中国人控制下的第一家新式纺织厂。为了使华盛纺织总厂及其分厂能够在与进口纺织品愈来愈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打开销路，顺利地经营下去，盛宣怀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严禁洋商进口纺织机器而设厂；为了自保利权，中国自办的纺织厂中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等。

      1894年，该厂以有限的规模开始营业。在完全建成时，与旧上海机器织布局3.5万枚纱锭和530台布机相比，华盛厂配备64556枚纱锭和750台布机，且拥有4家纺织分厂。在1895年4月的《马关条约》之前，这5家工厂加上张之洞湖北织布局构成中国境内全部的棉纺织工业（不包括手工生产）。

      作为中国第一个成功的新式棉纺织厂的首脑，盛宣怀已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家的领袖。

      规划铁路建设，奠基中国近代化

      1896年5月23日，张之洞将汉阳铁厂转让给盛宣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铁厂急需建造新炉和开发煤源的资金，并且没有足够的市场可供其计划产品的销售。

      盛宣怀勉强同意从张之洞手中接过汉阳铁厂，他要求张之洞提名他负责中日战争后开始的铁路建设规划。依靠张之洞和王文韶的推荐，1896年9月，盛宣怀成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作为铁路总公司的首脑，盛宣怀展开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路权的斗争。盛坚持借洋债不招洋股，“先尽官款开办，然后择借洋债，再集华股”，并且“无论议借何国路债，必须先用华款，后用洋债”，以保证路权归于己。盛宣怀为全国的铁路建设制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即干路由政府借款自造，支路尽可能由华商接造，或虽为洋商所造也作为中国的支路。

      他设法预付给汉阳铁厂190万两银子，用以购买建筑铁路所需的钢轨和其他材料。在张之洞和王文韶的支持下，他替汉阳铁厂弄到一份命令所有官办铁路和兵工厂只能向汉阳铁厂购买钢铁的敕令。

      在盛宣怀的管理下，江西萍乡煤矿被发展成为汉阳铁厂的一个焦炭产地，一部分资金借自盛的其他企业，另一部分借款来自德国瑞记洋行。用于平炉和炼钢设备和增添高炉设施的大多数借款得自日本。1908年盛宣怀取得朝廷批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个股份有限公司以一个完全商办的企业在商部注册，从此结束了它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状态。

      盛宣怀为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可说是辛勤劳苦、沤心沥血。为了筹措汉冶萍公司资金，他曾把自己过去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巨额股票卖得只剩900股，而将所卖资金全部买了汉冶萍公司的股票。为修萍醴铁路运煤，他将卢汉路官款900万两用于萍醴路，又将中国通商银行股本用于扩充铁厂。

      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直至1905年底。当铁路总公司在1906年解散的时候，京汉路干线已经完成，沪宁铁路也在顺利进行中。领导铁路总公司的10年，对盛来说是一个广泛接触洋人的时期，也由此完成了中国铁路体系的基础。

      为适应和促进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盛宣怀认识到中国要发展经济、筹措赔款就应该迅速开办银行。经过努力，在1896年末建立以西方形式组织的官督商办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它的人员、资本和起源方面，与盛宣怀的其他企业密切相关。

      盛宣怀主持或参与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有重工业（煤铁矿和钢铁厂）、轻工业（棉纺织厂）、交通业（轮船公司、电报局和铁路）、金融业（新式银行），表现出显著的系列性和多样性。盛在从事和管理这些企业的同时，还在北京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造的基础，然而它们作为一种工业组织的模式在中国延续下去。对一个人（盛宣怀）来说，在晚清不利的环境中开辟这么多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