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纶机器织布厂生产组织调度很特别，动力织布机开日夜班，其余手拉织机开长日班，职工人数达600余人，这在当时的常州企业中无疑是最具规模的。

      “大纶”主要生产斜纹布，工艺要比平纹布复杂得多。由于浆纱工艺不过关，从5月份开工直到8月份还没能出布，有时只能把盘头上已经浆好的纱割下来当浆纱卖，损失很大。成品出不来，外面流言四起，钱庄催讨欠款。

      出师不利，大家焦急万分。有人认为主要是机器毛病，买了人家的旧机器，上当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新开的大纶布厂似乎就要夭折。大纶的信誉尚未建立却遭败坏，股东们的脸上愁云密布，一个个惶惶不安而又束手无策。刘国钧负责生产，在屡试屡败的情况下，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但是刘国钧和蒋盘发却镇定自若，信心很强。他们经过商讨认为，责怪机器不好是没有根据的，人家机器也是由新做成了旧，并非报废设备。最终结论是，是人的问题和技术问题。

      当时，英国人开办的上海怡和纱厂出品“算盘牌”斜纹布，质量很好。于是，刘国钧提议到怡和纱厂去探探情况。在征得蒋盘发同意后，刘国钧只身赴沪。他买通怡和纱厂浆纱车间的工人，穿上这位工人的号衣，潜入车间，现场仔细观察，摸清浆纱的配方及工艺过程。

      两天后，此事败露，被英国人发现，刘国钧在工人的帮助下落荒而逃，而那位借出“号衣”的工人却被打成重伤，刘国钧主动承担全部医药费和劳务损失。工人伤愈后，有感于刘国钧等人的创业精神，利用星期日，与同厂的另一位技术工人专程来常，帮助解决浆纱关键问题。由此，大纶转危为安，斜纹布生产正常了。

      事后的大纶布厂，年生产能力令人刮目相看：铁机年织布量5万匹，木机年织布量1.5万匹，主要生产的是棉质细斜纹布及各种棉织丝光、条格、爱国席法等布，斜纹布商标主要为“飞熊”“太子狮”“蝶球”等，并销往上海和南京等地，深受消费者欢迎。一年后，大纶扭亏为盈，第二年盈余3000元，第三年盈余10000余元。

      大纶的生产日趋好转，销售蒸蒸日上，内部的矛盾却浮出水面，刘国钧和蒋盘发两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刘国钧名为协理，实际上掌握着生产大权。蒋盘发是经理，只是对外负责，厂里的内务往往是刘国钧说了算。其他股东如刘宝森等人感到大权旁落，心有不甘，从中挑拨离间，有意中伤，于是权力之争就爆发了。1918年春，内部矛盾逐步公开化。事情起因是：刘国钧想请上海的一位有名的机匠来厂，把所有的手拉织机改装成脚踏织机，以提高产量。事前，刘国钧作过测算，认为改机费用虽然大了一些，但改机后产量上去了，收益会大大增加。而刘宝森等却借机发难，说刘国钧随心所欲、大权独揽，挑拨蒋盘发和刘国钧的关系。而刘国钧年轻气盛，常常为了管理上的问题与蒋盘发发生争执。为此，蒋盘发面对不听话的小弟感到恼火，偏听偏信了刘宝森的挑唆，决计排斥刘国钧。

      “初生牛犊不怕虎”，刘国钧自恃熟悉生产，市场亦有门路，萌发另起炉灶之念。矛盾既然公开，刘国钧于是提出拆伙动议。其他股东见企业年年盈利，不愿就此散伙。

      这场矛盾最终以刘国钧收回原投资额，盈利部分1000元留在大纶作股金，退出大纶而终了。

      刘国钧在大纶的这段经历，不仅完成了从商人到工业企业家的转变，同时完成了从组织手工作坊式小生产到组织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为他日后的稳步高速发展定下了基调，这就是要用先进的生产手段、科学的经营管理去培植厚利，这几乎成为刘国钧办企业的终身守则。

       刘国钧自己对在大纶期间的经历有这样的评价：在大纶两年，等于留学两年。学到了一套办厂的本领……未花一分钱学费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