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前的那场“文革”中，三河口中学吃苦头最深的要算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师。由于观点不同，造反派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师被挂牌、批斗甚至挨打，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1968年冬，学校把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师下放到梧岗五队去“劳动改造”。

      此次前往的人有：1953年与叶至诚合作写锡剧《走上新路》、1957年因筹建《探求省文学月刊启事》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高晓声；解放前就参加地下工作、在1957年整风反右中被开除党籍、原三河口中学校长梅鹤征；解放前参加三青团的原奔牛中学校长杨幼钦；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高级编辑的陈楷和丈夫、《中央日报》社随军高级记者陈纪云；原国民党少校军官、英语翻译包涵；解放前上海海关英语翻译沈霍华；曾参加三青团的周善琪等8位老师。

      梧岗五队是梧岗大队的样板队。姚家头是个大村落，有三个生产队，五队有190多人、190多亩田，队长姚培大是个老生产队队长。老师们来后就被安置在1958年生产队做食堂的平房里，主人长期不住在家。老师们自开火仓，轮流烧饭。原来的灶头年久不用，高晓声就自告奋勇修复灶头。平常农家灶头灶膛大，锅离火远，火力散，不集中。高老师就在灶底加一个通风炉底，灶膛体积小，锅底离火近，烧火时火力集中，要比农家普通灶省一半多的柴。他又自制了煤球炉，特别省煤。因房子年久失修，下雨时有多处漏水，老师们就用面盆接水，雨水四处乱溅，高晓声提议在面盆里放麦壳，雨水就不溅了。看到的社员都说，高晓声不愧是一个知识分子，果然与众不同，都称赞他有智慧。

      “文革”中，生产队劳动是集体大轰隆，上工队长先是吹哨子，再集中在柴场上早请示、晚汇报，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由辅导员领头读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老师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是来“劳动改造”的，为了和革命群众划清界限，他们自觉地站在另一边，向毛主席像低头认罪。学完“最高指示”，队长姚培大才安排一天的农活。

     老师们都是不善体力劳动的“臭老九”，因此队长只安排他们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樵岸脚、撒灰、撒河泥、罱河泥时帮挑柴搞河泥，刈麦时捆麦、拾麦穗等下手农活。

     在农活中，最能体现农民劳动生活的要数拔秧和插秧了。拔秧有单指拔秧和双指两种，单指拔秧是一手撩秧，一手拔秧；双指拔秧是两手齐上，齐头并进，拔秧又快又好，把秧摊在手上一集齐，这样插秧的人就很顺手。插秧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典型写照，明朝《高山志》记载翟家湾举人、台州通判翟永龄有一首著名的插秧诗：“手把禾苗去插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是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农民插秧有三怕：一怕腰痛，二怕蚂蟥叮，插秧慢的人三怕裹馄饨。

     高晓声从小长在农村，1957年被打成右派押送回家乡“劳动改造”后，又不得不学会了插秧。所以，别的老师只能帮插秧人调节缺秧，只有高晓声老师能与农民下汏插秧。龙兴圩格田成方后都是100米长的田块，一汏秧到头遥遥无期，高晓声与农民一样下汏，而且插的是“穿梭横”，左右开弓，插的秧横竖笔直，不像有的农民还插“眠水秧”和“烟筒头秧”，得到了老农的交口称赞，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因为高晓声在梧岗五队劳动期间曾经自己改灶，村民看到他改的灶省柴，都叫他去帮忙改灶并制煤球炉。改完灶，村民非要请他吃上一顿便饭。每当改灶吃便饭的时候，身边都会聚拢一堆老百姓，他在谈笑中与普通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的家事、村事，也都成了他20年后写作的素材。姚家头三队住着地下党员、区委书记谢豪，是在家改造的“叛徒、走资派”，他们俩经常往来，成为了好朋友。1979年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被评为全国优秀小说，小说中的区委书记刘清，原型就是谢豪。直到1970年元旦学校复课，8位老师的“劳动改造”自然结束，他们才回校上课。

    老师们与梧岗五队的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社员们尤其念念不忘高晓声老师。之后，每到学校农忙支农，高晓声也经常到梧岗五队帮忙干农活。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