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南队许多同志奋笔撰写回忆文章。在建党80周年来临之际，江南队成立了编辑组，准备编印革命回忆文集《你是灯塔》，藉以激励自己坚定信念，同时为当代青少年和后人留下一份精神财富。编辑组曾要求江南队每人出30元工本费，以自愿为原则。消息一传出，江南队同志们踊跃解囊集资，解决出版经费问题。那次我们见到胡平，讲了这个情况。他听后非常高兴，立即从衣袋里摸出200元钱，表示支持。

      叙谈中，胡平讲到他同常州的情缘。他说：“我和常州有缘分，读小学在常州贫儿院，读初中在省常中，可说是半个常州人。1949年春渡江后，常州是我工作的第一站，在常州地委青委工作了一段时间，就随大军去厦门了。”常州有他众多的同学、老师和战友，每当出差来常州，他总要挤出时间邀约同学、战友晤叙互勉，向老师问候。1984年4月，庆祝常州解放35周年之际，原常州贫儿院吴玉良老师曾赋诗《赠胡平同学》二首寄给《常州日报》，诗云：“昔日孤儿苦不禁，谁开贫院庇寒生。聪明好学胡平者，竟得栽培教诲成。”“革命从军江北去，常州解放受欢迎。后生已作干城将，皓首园丁与有荣。”当时我曾将此诗转奉胡平，胡平于同年5月20日复信，感谢战友的关心与吴老师的好意，战友间的深情厚谊，于此可见一斑。由于胡平自谦，这两首诗当年未见报端。

      1990年项青在《虬湖杂忆》中说：“当年在干校十队七组的一次生活检讨会上，胡平同志笑着批评我吃萝卜干总是一口一根，太不节约。现在他是共和国商业部长，职位高低原是无所谓，但想到我们国家有了个‘一条萝卜干要分几口吃’的商业部长，很感欣慰。”胡平于同年10月20日来信说：“前不久，国护同志来京相聚，谈及干校师生同学间的情谊，甚为怀念。当时我年纪可能算最小，得到领导、老师、学长的关照，至今仍铭记在心。几次寄来的通讯均已收阅。项青同志记起我对他吃萝卜干一事有意见，看了自觉可笑、可亲。我曾经想就此写点感受，但没有动笔。在我现在这个岗位上，深感责任重大，难度不小……但我自己仍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我对人说：‘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跳舞，因此搞得市场疲软。’在岗位上，还是尽职尽责。”

      确实，胡平到哪个岗位都恪尽职守，尽职尽责。《人民日报》曾介绍他任商业部长期间，当官不像官，不坐轿车，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访问群众，为人民当好公仆的事迹。中央电视台曾报道他调到特区办后，注重调研，一年内就跑了一半以上的特区，在他办公室挂的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了他在特区之间奔波的行踪。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访谈栏目，曾画龙点睛地反映胡平的业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感受、心得。

      人们知道，胡平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商业文化”这一新概念，并力倡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学，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被经济文化界誉为商业文化理论的奠基人和商业文化建设的先导者。海外华人普遍认为他是学者型部长，不仅是个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部长，同时也是能出管理新思想的部长。曾任常州市商业局局长的薛奕干，每次和我交谈总要谈起胡平，说他是商业文化的倡导者，眉宇间流露出对胡平的敬佩之情。那次我与胡平欢叙，特询问他倡导商业文化的情况。胡平说，他提出商业文化学是在1989年。1992年出版了《胡平论商业文化》，该书获《光明日报》主办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此后，又陆续出版了《经济市场化与流通新秩序》《魅力、活力、动力——再论商业文化》《呼唤新时代的商人——三论商业文化》等论著。他还告诉我，常州工学院要他向干部、教师讲话，他准备讲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问题。现在人们已比较注意把文化跟经济结合起来，文化应该作为一种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胡平勤于学习和思考。在经济工作实践中，既善于发展研究现实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又特别注重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经济发展的动态、规律，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风格。改革开放以来，他注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探索与思考，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商业改革，特区、开发区建设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见解。1991年他就讲市场化，不久又主张适度消费。1994年初，《邓选》清样刚出来，一批领导干部集中学习邓小平理论。交流学习心得时，胡平风趣地说：“现在是苦海有边，回头无岸。”接着他说，我们靠邓小平理论，跳出计划经济的苦海，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已远远看到了彼岸的曙光。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商品单调，不少东西凭票供应。那时候，东西少了苦，多了也苦，卖不出去；价格低了苦（农民），价格高了也苦（消费者）；供应迟了苦，供应早了也苦。跳出苦海不能靠观世音菩萨。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曙光在前，大家有信心。现在，前进的路上有困难，但大家都不愿走回头路。有次胡平去广州，同任仲夷交谈，任老说，讲“苦海有边，回头无岸”，是马列主义的观点。

      胡平讲的这番学习体会，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蒋国护又询问他的近况。胡平说，近年工作余暇，还思考、研究糊涂学。他说的不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概念。他说，年老了容易糊涂。如宋代的朱熹，是个理学家，晚年糊涂竟卷入了宫廷内斗，今天有些老年人迷信得厉害，甚至信邪教；钱多了，容易糊涂，现在有些富商不学法，干糊涂事；名气大了，容易糊涂，有的歌星、影视明星，见利忘义，大量逃税；官大了，也容易糊涂，成克杰就是个反面典型。上了年纪还应该清醒，思想不能走下坡路，要远离糊涂。当然，中青年也要防止糊涂，有的年轻人，文化并不低，但不信科学，自食恶果。

      夜已深，言犹未尽，只能告辞。分手时，胡平祝愿大家：“健康，快乐，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