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刘国钧（左一）陪同黄炎培（右一）在常州视察 

      刘国钧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交往广泛，独与有党派、官方背景的人交往颇为谨慎。他自幼家境清寒，与官府向不搭界。创业后长期耕耘于工商业界，朋友多是伙伴、同事、同行，后来为了扩大产业，才结交了陈光甫、卢作孚、何廉等人。他的朋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黄炎培先生。相识之初，黄炎培还只是一个奔走于职业教育的民主教育家，后来才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建国后，黄炎培先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邀之下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正是因为与黄炎培先生的交往，改变了刘国钧的世界观，并对他一系列人生走向产生莫大的影响。

      关于刘国钧与黄炎培如何相识，历来说法不一。

      笔者在写作《走出生祠堂——纺织工业巨子刘国钧传》时就涉及这个问题，觉得十分棘手。兹事体大，不容回避。恰好我购到一本《大成公司档案史料文献》，其中有一份刘国钧先生于1953年8月亲笔所作《自传》，其中第七项《主要社会关系》中，刘国钧先生交待得很清楚：

      一九二九年，黄任之、杨卫玉、潘仰尧来常演讲职业教育，和姚惠泉宣传农业改进问题，认识了以上四位同志。

      按理说，有刘国钧先生自己的陈述，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我在《走出生祠堂》中即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是后来，我查阅《黄炎培日记》却发现，是年，黄炎培先生并未有常州之行。

      黄炎培先生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从未中断，他与杨卫玉等人到常州演讲职业教育，并非敏感需要避讳之事，如实有其事，应当有载。但是，我们却没有找到。

      后来，我又查阅到所编《上海职业指导所要览》（中华职教社编，1931年7月），其大事记中也未有黄炎培、潘仰尧等人访常的记载。

      可见，作为当事人的刘国钧先生记忆有误。

      我决定从《黄炎培日记》入手，考察刘国钧与黄炎培相识的时间。

      黄炎培先生在其日记第一次提到刘国钧，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31日：

      午，偕伯奇招李升伯、刘国钧、刘靖基（二人常州大成织染厂）功德林餐。

      在这里，黄炎培先生特地标注出刘国钧与刘靖基的供职单位，足见他与二刘相识不久，还没成为朋友。

      又查《黄炎培日记》，是年初，黄炎培先生曾到常州访问。

      日记如下记载：

      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九时五分车，偕仰尧赴常州，同车张百苓及伉君，午后一时到常。

      至商会，晤琳叔、瑾怀、上达诸老友及顾峤若、商会主席郭钧辅(次汾)、党委员徐文、方骏、武进中学校长屠公覆。四时演说：《两端一贯——西方精神生产与东方精神消耗》。

      晚至贫儿院参观，晤吴君。商会公宴。讨论理想的青年团教育实现方法。

      宿戚墅堰电厂大楼。

      吴凤梧来。

      7日 星期三

      晨，坐车出南门七里，至湖塘桥民众教育实验区，观新建之民众教育馆。

      ……

      参观后至镇公所，谈草帽工厂及肥田粉二事。

      略演说即坐轿回城站上车，瑾怀送至站，仰尧回沪。

      黄炎培先生此次访常跨两天，宿一晚，同行有潘仰尧先生。如果刘国钧先生所记是黄炎培访常时两人初识，那么应该就是这一次。

      黄炎培先生此前也数次到常，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3月31日下午，他赴常州，至东下塘常州贫儿院，参观并演说。但若是这年刘国钧就与黄炎培相识，断不会到1931年时，两人还这样陌生。

      因此，在没有新的资料出现的情况下，我们暂时将两人初识的时间定在1931年初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