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常州人，我曾经多次去过瞿秋白纪念馆。每次去，在陈列大厅里，我总会在秋白那幅摄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凉亭的遗照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

     那是秋白36岁年轻生命的最后定格，时间为1935年6月18日9时20分。它为后人留下了秋白就义时的最后风采：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布衫，下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但见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中透露出庄重肃穆的浩然正气。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瞿氏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据相关资料描述，秋白自行至罗汉岭刑场后，行刑者叫秋白跪下，“他严辞拒绝，盘膝挺胸而坐，面对刽子手笑曰：此地甚好！”这就是著名的“秋白之死”。这就是一个“诗人气质极为浓厚”的书生领袖之死。他死得是如此的潇洒浪漫，却又极大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扉！他把一般人颇为忌讳的“死”，做到了极致。

     这就是瞿秋白，这就是“常州之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瞿秋白。

     有人曾经用“一脸书生气，浑身英雄胆”来精辟地概括瞿秋白的“形”与“神”。他是一个以“理想照亮思想，用革命点燃生命”的书生领袖，他整个意气飞扬又艰险备尝的革命战士生涯，就是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他的人生，是诗化了的人生。从天香楼到罗汉岭，他始终行色匆匆，然而他一直在探索如何“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说：“我愿意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一句“我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把“我”和“大家”，把“书生”和“革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虽然他把这自嘲为“犬耕”，然而，他从“朝闻道”开始，就做好了“夕死”的准备，他认为“共产党人的生命属于人民”，他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在中国的实现，终生为之奋斗。

     在纪念馆，我端详着秋白不同时期的照片，凝视着他那儒雅、俊朗的脸庞，沉思着，在内心深深地叹息着：36岁，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生命！他一生都在觅渡，他在自觉地“担一位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的使命。他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历史，最终，是在这种思考基础上兑现了他对历史的承诺并为之献身。当一个人从道理上参透了生死大义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于是他“去”了，用生命和鲜血谱就了“去要去得有价值”的旷世壮歌。

     在纪念馆的观众留言簿上，我看到一位参观者写道：“我敬重先生的崇高气节，敬仰先生行云流水般的文采，同时感伤先生与杨之华之间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人身后的种种不幸！”秋白是一个补天奇才，他完全可以做一个著名的文学家、金石家、书法家，甚至是一代名医，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也没干成。”这位参观者扼腕叹息：“莫非这是天妒红颜？”秋白的一生，确实似一篇行云流水的绝世佳作，然而“文似看山喜不平”，就在此“文”行将完美收官之时，他却笔锋一转，写起了“多余的话”，就像他请后人解剖他的遗体那样，他将手中的笔当作解剖刀，“忘情地解剖自己”；他深知自己绝非完人，他坦陈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自责多于责人；他决不文过饰非，更不屑为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何等坦荡无忌的情怀！他宁为“玉碎”，决不“瓦全”！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位诗人如是说。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虽死犹生的人，他是“中华民族万古不灭的光辉”，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

     他是一个“永久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