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从贫儿到巨富，从学徒到老板，从经商到从政，刘国钧的发展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什么造就了刘国钧？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出许多因素，但其中有一重要原因，与其家庭、家教和家风是有十分密切关系的。

     首先说说刘国钧的家训。有次，刘国钧的女儿刘璧如来刘国钧纪念馆参观时，我问她，“您的家训是什么？”她脱口而出：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她说，这是她的父亲的父亲流传下来的。

     刘国钧出生在清末民初，童年、少年的他家庭贫困、生活无着，仅读了8个月的私塾就被迫辍学，开始贩卖果品、去道观打杂、到糟坊做苦力，以稚嫩的肩膀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1901年，15岁的他到常州西南的湟里做了大半年的“提篮小卖”，然后到了奔牛镇的京货店当学徒，后来盘下当地京货店并惨淡经营，由此走上“个人致富”的道路，最终成为当时当地的“首富”。

     刘国钧的发家不是偶然的。在晚年时，他写了一首描写童年生活情境的打油诗：“日食三餐元麦糊，夜卧一张竹编床，一生学费钱八百，半世事业万人功。”该诗当属刘国钧早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并清楚表明：事业的成功，与长期的刻苦耐劳是分不开的。在刘国钧的经历中，曾经遭绑票、排挤、敲诈，也曾沦落为难民，但他说，家训“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坚定了我的意志”。

     其次说说刘国钧的家风。刘国钧父亲曾给他一个座右铭，“义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得无道之金”，要求他清清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刘国钧亲身体验到：要吃，就要自己赚钱，自己做出来吃。即使在生意场上“摸滚打爬”，饱受挫折时，他还鼓励自己“靠人都是假，跌倒自己爬”，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特别令人称道的是，刘国钧最早在奔牛经营的两家京货店，第一家取名“和丰”，第二家取名“同丰”，“和丰”与“同丰”中的“和”与“同”，出自他父亲送他的一句对联，“和以为贵，同而不流”。原来，“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早已成为刘国钧的经营之道，更是刘国钧的处世之道。

     再说说刘国钧的家教。1929年初，刘国钧创办的刘氏家塾在白家桥西侧开学，刘国钧穿着长袍马褂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行了大礼，又向先生行了礼，接着儿子刘汉堃、刘汉栋，女儿刘璧如等同样行了大礼。这种隆重肃穆的拜师礼节，使刘家孩子的幼小心灵对孔子和先生产生了无限敬畏。他们认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因此“中华情结”的根在心中扎得很深。受其影响，查济民、刘璧如伉俪曾联袂出版发行了《惠联诗草》，浙江省文化界曾为他们举办诗词专题研讨会。刘氏家教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形成了家庭和睦、相亲相爱、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的好家风。如在刘璧如女士50岁生日宴会上，当厨房送上来一只全鸡后，子女们异口同声说，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我们来拣母亲平时最喜欢吃的爪、头和颈给妈妈吃。“且慢，你们知道妈妈为什么喜欢吃爪、吃头、吃颈吗？”查济民突然发问，大家直摇头，他接着说，“那是她从前为了使你们多吃点鸡腿和鸡胸，又怕你们谦让不肯吃，才编出这善意的谎言”。众人听了顿时默默不语，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查济民曾将岳父刘国钧视为自己的第一任老师，他是香港著名实业家、大紫荆勋章获得者，一次在香港请我们教师访问团共进午餐，好多人亲眼目睹他弯下腰，将掉在地上的花生米捡在嘴里吃了。正如刘国钧先生教育子女所说：“日月倘随天地在，勤俭终疗子孙贫。”

     最后说说刘国钧的家国情怀。1915年刘国钧“弃商从工”跻身纺织界，促其转身的却是源自他算了一笔民族的“良心账”。原先京货店里所经营的洋布占了十分之九，他经过调查和思考，心情愈加沉重起来，他说：“实际上，进口一匹布，等于我们损失一匹布。反过来说，我们把棉花纺织成一支纱、一匹布，就能抵制帝国主义倾销的一支纱、一匹布。”刘国钧自责并自省到，“回想起我经营的京货店，有十分之九的营业是棉布，这不是变成了‘为虎作伥’了吗？”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必须闹“实业救国”。1918年开办广益布厂，他敢与日本人竞争，打出的民族品牌就是“蝶球牌”和“征东牌”，并标明是“自纺、自织、自染、自印”，表现了“无敌于天下”和“征伐东洋”的民族气节。他四访日本，目标很明确，学习日本是为了抵制日货、超越日货。

    1931年，刘国钧发表著名的《土纱救国计划书》，就“实业救国”向国民政府献计献策。他说道：“只有办好事业，才是有了基础；应先有事业，家在其次。有了事业，有了基础，不怕无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刘国钧正确地认识、处理和协调了个人和民族、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如果有人怀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现今社会还能够发挥多大作用的话，我想最好请他走近刘国钧，去了解一下历史名人刘国钧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