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多误为佘中，字行老，号正道，生卒年不详，北宋晋陵宜兴人，熙宁六年（1073年）癸丑科状元，是宜兴、也是常州府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余中从小颖悟多才，才超兄余贯，仍非常敬兄。兄弟常州乡试同中举人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同北上赴京（开封）参加礼部会试，余中榜上有名，而佘贯名落孙山。余中请黜己录兄，朝廷不许。第二年殿试余中夺魁。同时，宜兴闸口里邵刚夺礼部会试第一名(会元)，其堂叔邵材得乡试第一名(解元)。一邑三魁，天下盛事，县府在学街西(今通贞观西路)为余中建状元牌坊，在宜城周王庙东造“三魁庙”。

     宋神宗先后任状元余中为大理评事、国子监修撰、经义局检讨等。时宰相王安石力行变法，余积极拥护。熙宁七年，王安石因顽固派强烈反对，被迫辞相，神宗诏准，贬为江宁知府，奏请余随行。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余先后任太常丞、佐太常卿、少卿助理寺事等，因迁怒朝廷被革职。元丰八年神宗病逝，长子赵煦哲宗即位，起用余，历任秘书省正字、秘阁校理，迁著作佐郎等。绍圣二年(1095)，余出使辽国后向皇上启奏：“黄河以北许多城池年久失修，损坏不堪，急待修葺，以御外侵。”但未引起朝廷重视。直至宣和、靖康年间金人长驱直入，所有城池都不能固守，皇上后悔不已。

     余官至太守，辞职归家，葬宜城溪隐龙潭的杏花村，宜兴人称“佘状元墓”。余中为何改姓佘，其墓葬何处，是宜兴还是武进人，历来众说纷纭。余中是不是“佘中”？遍查《宋史》，无佘中；《历代状元辞典》有余中无佘中；《咸淳毗陵志》载“余中字行老，宜兴人”、“熙宁六年余中榜”；南宋常州府无锡人费衮所著《梁溪漫志》卷九载“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宋代《春渚纪闻》卷七载“余中榜”。无论是宋代《咸淳毗陵志》，还是明代《永乐常州府志》、《成化重修毗陵志》、《万历常州府志》、《毗陵余氏宗谱》等，都准确无误写“余中”而非“佘中”。只是清代编著的《乾隆江南通志》、《嘉庆宜兴县志》、《毗陵科第考》讹成“佘中”。余为何改佘，常州图书馆馆员、古籍专家朱隽认为古书刻印后可能发生虫蛀、浸水等影响阅读的因素，或者因刻板工人刻错，也有可能是传抄时没有注意到的讹误，造成“余中”变成了“佘中”。而嘉泽当地余氏老人则说：“佘中”本姓余，因忠诚耿直仕途多舛，辞官回乡隐姓埋名，改余为佘。据称余中满门被斩，合葬于今嘉泽镇窑港村北，称佘墓，上世纪六十年代“佘墓墩”曾挖出了57箩白骨。

     余中是否宜兴人，墓葬何处，清代乾隆《武进县志》关于“佘中”有个故事值得玩味：“佘学士墓在佘宅港，今名佘墓墩，未详何人。嘉靖间诸生蒋怀珍尝就馆其地，夜梦绛衣博带者即榻呼其名曰：子亦斯文，奈何令童子溺我寝所?蒋惊异，遂徙去，或云余中讹余为佘，非也，余中墓在宜兴。”换言之，虽然《武进县志》未搞清楚谁是谁，但提供了重要信息：一是余中墓可能有两个，即宜兴的余中墓和武进佘宅港的佘学士墓；二是宜兴余中墓、而非宜兴所谓的“佘中”墓，可能是余中当大官后在家乡建造的，也可能是其遇难后亲友修的，仰或二者兼之；三是武进佘墓墩的可能才是当地人葬的余中及其家人，因为墓墩一般为一堆墓、佘墓墩即与余中相关的一堆墓，而金者清也，余中如为抗金被金所杀，其墓自然到清代仍忌称余墓，故“未详何人”，但余氏后人对状元祖先隐姓埋名似乎心有不甘，故标以“佘学士”，其中滋味，自可体会。

     余中是哪里人，宋代常州人邹浩孙子邹明远墓志说的极好：常州府旧名晋陵，宋代士子籍贯以州郡统称，不分县，宜兴或武进都概称晋陵人。因此熙宁六年“三魁”都是晋陵人，“三魁庙”纪念的是晋陵、而非仅仅是宜兴“三魁”。至于余氏后人住在武进佘宅港并不奇怪，像现代人一样，余状元发达了，在邻近宜兴老家、靠近常州府城的武进西南乡建“余宅”，余氏后人聚住于此，这很正常。而且《武进县图》显示，今嘉泽镇一带就有沾“余宅”之光的地名“余石”和“后（厚）余”，与余中有密切联系。而“嘉泽”地名源于余墓变佘墓、余宅变佘宅、余石变佘石，明末清初战乱中变佘宅港，当地口音石泽相近，最后变成嘉泽，只有后（厚）余为余状元留了一点念想。

     可见，余中是古代晋陵、常州府首位状元，宜兴人不必争，常州人也不必拒，重要的是常州地方志不能把毗陵余氏的祖宗改成佘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