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脑海里，经常会浮现一个经典画面：师徒二人，席地而坐，一老一少，四目相对。一个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老者气定神闲，启迪智慧；少者频频称额，时有开悟。

     如果这在画家笔下，情景会更具象：一个高僧面对一个小弥沙。作为背景，画家还会补上清烟缕缕，横枝几株。如果要落个题款，通常会写下“师承”“训导”，或其他什么。

     当然，这是画家的意境。日常生活中的“承”和“训”，自然不会如此诗意，它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身边某人，讨论的亦或是一个具体、惯常、实在、有指向、有寓意的话题。

     因为工作关系，浮想上述情景时，我时常会把“老者”替换成一位史志工作前辈，将“年少者”想象成自己或者我的同事。其中意犹未尽的话题，自然逃不过史志人苦苦探求的“有关一个城市深藏3200年甚至更久的人文密码和历史谜底”；最终点拨和开悟的，或许就是揭开这些密码和谜底的独门工具与方法……

    阅历不同，话题各异。有时，我会进而想象：假如眼前的老者竟是一位86岁高龄的前辈——他已拂去人世间所有无谓的藤蔓枝桠，他已站在时光隧道的另一端——他再回首时，且面对一群年轻后辈，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黄元裕老先生，就是一位年届86岁的老前辈。1933年出生，1949年6月入伍，1954年保送北京大学读书，1963年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研究所工作，1965年回常州、在大中型印染厂任党委书记，1981年进机关从事和主持党史地方志工作、担任领导职务，1996年离休。之后，离而不休，担任了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副主席等职务，发挥余热。

     作为前辈，他经历丰富。县属单位3年、调干读书9年、中科部门2年、工厂生涯16年、史志工作16年、离休至今22年；他文章和著作丰硕，出版过多部个人著作，总字数超过150万字。他组织参与编纂的首轮《常州市志》，是常州有史以来第27部地方郡府志，曾获江苏省社科成果奖。

     黄老先生有经历，也有学问。工作之余，他研究不断、思考不停、写作不缀。2010年，在他离休后的第14个年头，他把自1981年以来在全国和省、市刊物上发表的139篇有关党史地方志的研究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了字数达70万字的《编史修志文集（上、下册）》。当年，他77岁，已近耄耋之年。

     与此同时，他又把1996年离休后所参与的公益讲座、党刊发行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102篇文章汇编成集，出版了他的第2部个人著作，并定名为《夕阳尽情洒余辉》，一写又是40多万字。

     2011年，在“余辉尽洒”的次年。不肯停步的他，又“再接再厉”完成了离休后的第3部个人著作——一部自传式的纪实著作《四十七年的经历与往事》。这本书又是洋洋洒洒40万字。“日落红霞尚满天”。用他的话，他始终“离而不休，前行回望”。

     前几天，黄老先生来我办公室。他说他即将出版离休后的第4部著作。这回他的书名更直白，就是《离而不休》。我好奇，他这回会写什么呢？也即一位86岁的老人，在回望过他的“学问”、他的“经历”、他的“余辉”，以及离休后的公益情怀，且已写成了3部著作、文字量已超过150万字以后，他还想对我、对我们后辈，再说些什么呢？

     我很好奇！

     一只揉皱了的A4牛皮纸文件袋，就放在我的手边。里面厚厚一叠文章，有打印的、有手写的、有复印的。手写的钢笔字，字迹已明显哆嗦，但篇章目录依然列得非常清晰：第一编：险情；第二编：难题；第三编……

     新书写“险情”？写“难题”？

     是的，在可选的无数话题中，他真真切切地选择了它们。

     翻阅“险情编”。他叙述了1949年以来70年间的16次险情遭遇。包括1949年险些被手枪走火击中，1969年“文革”武斗险中暗枪，以及离休后在桥上、路中、车上、家里、广场的14次险情迭生的摔跌。他用了“跌、翻、甩、摔、绊、趴”等多种动词，更用了“死跟头”“闷土地”“坐蹲功”等常州味很浓的形象俗语。我理解，他“絮絮叨叨”用一本书来回望人生的那些“险情”——那些生命不能承受，尤其是年老者“一次都不能承受”的险情——或许就为感念一句话：命，往往都是捡来的；人生的一切，只有存在于生命之中，才能灿烂于生命之外。

     翻阅“难题编”。他又用相当的篇幅回望了年轻时“熬夜的后果”和年老时“耳朵失听的痛苦”。他说，年轻时是“开夜车的老祖宗”，如果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他的年龄可多算10岁。他在另一篇“耳朵失听”的文章里说，“耳朵是思维的大门”，而10年来，失听的耳朵让他关上了思维的半扇大门……自然，他也说，这些也都成为年老时诸多病症和痛苦的根源。

     平心而论，黄老先生在86岁的年龄段，写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籍，我是吃惊的。按常理，我会设想“更高大、更深刻”的新书选题，在大选题下，也会选录更诗性、更睿智的文章。类似王蒙晚年的《我的人生哲学》、周有光晚年的《晚年所思》。因为以他的年龄、阅历、知识和积累，他完全可以写出箴言式的哲思随笔，给年轻人“神灯一般”的指引和启迪。然而恰恰相反，他选择了琐碎、选择了内视、选择了“险情”“难题”这样惯常的生活话题。我理解：一个年届86岁、一个真正进入“精神生活”的老人，他已无须再在人前炫耀他既往的经历与辉煌，他也已无须再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硬塞给别人作为年轻人的新教条。一个更睿智的老人，恰恰应该在自己的“精神生活”里，随性随意地捡拾、逗留和回望，在一次次奇缘与奇遇、化险与遇险中感谢生命的神奇和造化，并且通过自己亲切和精短的文字，验证一组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命，有时是捡来的”“捡来的生命更珍贵”！

     我们都愿意默坐在尊长的面前，聆听饱含生命真谛和自然真义的教诲。但如果我们也有一些年岁、自身也积累了一点阅历，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生终究归位于平常、平淡和平凡，如果我们也能同理同心地感知他人所体验的生命造化，特别是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我想，我们会更愿意听听生命和生活自然流淌的平常声音，听一位老人有关“精神回望”的津津乐道。（文/李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