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30年代，刘国钧先生将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设在上海的河南中路，简称“大成申办事处”。它紧靠纺织产品进行现货交易的宁波路，与上海华商棉纱交易所所在的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相隔两条马路。从地理环境上看，一个靠近些，另一个偏远些，其实，在刘国钧对两者情感上同样是一亲近一疏远。说白了，亲近“现货”，疏远“期货”。

      上海华商棉纱交易所由荣宗敬、穆藕初等人发起，交易物品为棉花、棉纱、棉布三类，其期货交易大部分是买空卖空，其成交价格影响全国的棉花、棉纱的市场价格，是中国全面抗战前最大的棉花、棉纱市场。当时，该交易所对包括大成企业在内的棉纱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可刘国钧不这么看。他认为，大成在经营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搞投机买卖。他看到上海有些厂注重投机，做交易所，结果陷入泥沼，难以自拔。荣宗敬先生曾对刘国钧直言不讳地说：“厂里生产了半年，人又忙煞，却不及在交易所几个钟头的进账，所以对交易所不得不多加注意。”但现实给刘国钧提了醒，那些着重于做交易所的几爿厂的境况是：“申新”弄得资不抵债，“宝成”弄得将厂卖掉，“恒丰”也是岌岌可危。当初这些企业都是上海纺织行业的“明星”。

      对此，刘国钧针对当时棉纱交易市场作这样评价：“尽管如此，然而还有一些厂，不顾前蛾之葬身于焰火，而犹自向火投去”；刘国钧深有体会地说：“大成稳扎稳打，专心致志在生产上谋发展……三年内翻了四倍。而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因为赚了钱，分红奖励多提了一些，生财存货的折扣打得大。”“在中国办工业是大有前途的。中国人多国大，内销市场广阔，办工业无论如何是不会失败的。只要提高技术，加强管理，抵制外货的倾销，没有不成功之理。”刘国钧办好企业的经验简单地概括成四句话：一要生产优良；二要清洁卫生；三要废物利用；四要价廉物美。

      从刘国钧为大成确立的厂训和他个人的信条不难看出，刘国钧办企业追求的就是一个“实”字。

      这一近一远，反映出刘国钧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处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当时尽管还没有实体和虚拟经济之说，但刘国钧如此见解，难能可贵。

      刘国钧早年很朴素地意识到，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就要求办企业必须稳健扎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投机。他认为，没有“稳健扎实”的大成怎会有后来大成的速度。

      在棉纱交易所的交易固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其实质离不开投机行为，在发展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部分人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情况比比皆是。单凭刘国钧当年的胆量，他能够干；但理性思维又告诉他，他不能这样做。

      历史事实胜于雄辩：上海华商棉纱交易所止于1937年，是战乱，还是人祸，两者皆而有之；而刘国钧大成纺织企业处于巅峰时期是1937年，同样面对战乱，它却能继续生存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