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朋友吴克贤传来迟到的消息：常州日报知名老报人、民俗学家张一农先生，已于6月2日12点21分驾鹤西去，享年91周岁。作为曾经的老同事、老部下，闻之不胜痛惜。 张一农先生是我的老师。1964年我参军入伍后，迷上了新闻报道。1969年初，我从部队退伍回常州，免不了要去常州日报（当时改名为“红常州报”）造访，第一个接待我的编辑便是张一农，那时他40岁不到，风华正茂。从事新闻报道还是新兵的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粉碎“四人帮”后，常州恢复市报，开始叫《学大庆战报》，老张曾分管过文艺副刊，先后编发过我不少稿件。 1980年，我由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调入常州日报工作，想不到顶头上司又是一农老师。他克勤克俭、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言教身传，给我很大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老张退休回家，仍笔耕不辍，继续在常州两报发表作品。我从事副刊编辑多年，从编辑思想到具体稿件，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我们的师生情谊长达42年之久。几十年间，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于乡村，对于农事，对于民间风俗，我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我们都非常珍惜彼此之间的情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一农是一个常州通。对于常州的地方风情、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俚语，他都颇有研究。旧时的常武地区，过年有什么讲究，有什么忌讳，老张如同小葱拌豆腐，能够说得一清二楚。比如，年初一不能烧饭，因“饭”与“烦”同音，只能吃隔年的年夜饭，表示“年年有余”。节日里打破碗盆（破财的预兆）得赶快说声“岁（碎）岁平安”。猪舌头的“舌”与蚀本的“蚀“字同音，要说“门枪”。四岁的孩子，不能说四（死）岁，要说两两岁。到了大年夜，大人们一面告诉孩子们新年新岁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一面又用粗毛草纸给孩子揩嘴，意思是即使说了不吉利的话，已经给擦掉了。这些民俗小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经历过，父母亲、奶奶外婆都喋喋不休地给我们唠叨过，但我们大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毛主席有句名言：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张一农可以称为典范。许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常州人，对于故乡的乡情民俗，大都不甚了了。而那些土生土长的工人、农民，虽然能说出一鳞半爪，但既不系统也不能成文，使之传播开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张曾长期从事农村记者工作，写过不少出色的农事报道。在搞好报道的同时，他深入村村巷巷，田间地头，搜集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及方言俗语，并加以梳理整合，使之推陈出新。老张真名冠华，一农是他的笔名，这笔名的确名副其实。 常州的方言俗语怎么写，我们人人嘴上有，但大都笔下无。然而老张却能写出个子丑寅卯来。比如：绕饭碗（端着饭碗四处串门）、摆肩胛（敢于承担责任）、吃句子（在特定情况下不便反驳，只好忍气吞声）、和道热哄（看热闹瞎起哄随大流）、干索索（非常干燥与干爽）、闷独虎（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不大合群的人）、白脚花狸猫（喻指坐立不安、行踪不定的人）等等。常武地区有许多乡风民俗，如守岁为何吃馄饨？端午节为何挂艾叶、采百草？新年新岁为何讨口彩？新娘结婚，为何要送红漆马桶，马桶中为何置放红蛋、枣子、桂圆、大栗，新床上为何要撒枣子、大栗、长生果？什么叫祠堂酒？何谓供先生？一农先生在他的专著《常州方言俗语趣谈》里都有精彩篇章，他说得头头是道，几乎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真叫人开眼界、长见识。 乡情民俗，民间俚语，是历史，是文化，是遗存，是祖先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不少民风民俗，今天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别看这不上大雅之堂的方言俗语、风情民俗，许多经典作品都离不开它。张艺谋的电影作品，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几乎都以民俗取胜。周立波、赵树理、高晓声等名家的代表作，都以风情民俗的独特描写令人赞口不绝。 一农老师十年磨一剑，终成奇书《常州方言俗语趣谈》《三百六十行》。正如老报人朱琪先生所言：“张一农先生对常州方言俗语的研究，为学界竖一里程碑。” 我相信，《常州方言俗语趣谈》和《三百六十行》的出版，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吴地文化，对于年轻人了解常州，对于文化人研究常州，都将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然的话，这些东西，用不了多久，将会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销声匿迹，今天的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不会讲常州方言已是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农老师是在做拯救常州乡土文化、吴地文化的工作，其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文/李寿生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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