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进师生的口中，她是文笔犀利的小鲁迅；著名作家王蒙的笔下，她是伟大忠勇的女神；国画大师丁绍光信里，她是慈母般的导师；而在更多的亲友眼里，她是中国近现代相夫教子的楷模。这是一代民国才女、文坛奇才、武进籍作家陈布文先生传奇人生中的多个标签。 陈布文，1920 年农历8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今新北区孟河镇）五圩埭村。她家兄妹四人，陈布文是最小的女儿。父亲是晚清秀才，思想开明，这让陈布文得以从小接受文化教育，后来还考入常州学堂，这在当时算是“不得了”的事了。 陈布文自幼聪慧，喜欢读书，她上中学时就订了全套的《论语》《太白》和《宇宙风》（都是鲁迅发表过文章的那些杂志），还有《女子月刊》《小说月刊》等书刊。她把每本杂志都一一保存起来，一年下来，装订成合订本。 她有文学方面的过人天赋，加之早早地离开家庭进入陌生的环境生活学习，使她比同龄人更为早熟，也更善于观察和思考。陈布文13岁时，便在多个报刊发表文章，对当时热议的自由、爱情、社会时事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她撰写的《假如我有了爱人》成为《女子月刊》以“理想爱人”为主题征稿的第一名。另一篇小说《把自己交给了工作》，很能见出其文笔的纯净、老练，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对贫苦大众苦难生活的同情与怜悯，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年轻作家。 在初中时，她就敏锐地意识到，以成绩多少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价值大小”是十分不公平的，她的这种少年老成充分体现在她的文字中。此时，她的文笔日渐成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由于她言语犀利、敢于针砭时弊，文风有点鲁迅的味道，中学国文教员和其他师生都亲切地称她为“小鲁迅”。为此，她更加喜爱阅读鲁迅的文章，从此成为鲁迅的追随者。她不但酷爱文学，而且写得一笔好字，画画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陈布文16岁初中毕业后，父母给她寻了一门亲事，对方在日本留过学，而且家境非常不错。可是，这桩姻缘却与她一心寻求真理、渴望进入社会大学的理想相违。 为了躲避父母的逼婚，陈布文离家出走，并刻意选择了举目无亲的南京，以示破釜沉舟。她作好了最坏打算：“我不怕，我不会屈服的，因为我有死！” 陈布文只身来到了南京，靠着卖文艰难生活。后来，她在南京的一家报社担任了编辑。虽然陈布文年纪轻，但是文笔却非常老辣，不多久就成了报社的主笔。她还应邀约在《扶轮日报》撰文，不多久，陈布文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了。 陈布文到达南京后，偶与天才画家张仃相遇。青年才俊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因为给地下刊物《潮水》编排设计而被抓捕。后在同学们的保释下出狱了，出狱后经老师张恨水先生介绍，来到南京，在《中国日报》《扶轮日报》上发表漫画。 张仃作品都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讽刺意味，深深吸引了陈布文。两人很快便相见，并且一见钟情。于是，两人便在玄武湖畔租了个小房子，过起了清贫而又安乐的生活。成婚之时，张仃20岁，陈布文年仅17岁。 但是，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陈布文、张仃流入西安，加入抗日艺术宣传队。两人又先后到内蒙古、榆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最终他们选择了投奔延安。此时，他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女儿陈乔乔。 1938年底，陈布文与张仃带着孩子辗转来到延安，开始了“革命加文艺”的不凡人生。 陈布文来到延安之后成了一名驻地记者，由于出色的文采，她很快加入了“文艺抗敌协会”，担任鲁迅研究会的秘书。她读书不辍，奉鲁迅为榜样，以笔为枪，这对文笔出众的陈布文而言，可谓风生水起。 而张仃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刚到延安时，他为艾青、丁玲、萧军等朋友画过一批漫画，并办了小规模的展览。由于他喜欢毕加索画风和抽象派路线，与当时的艺术审美相违背，被一些人看成“丑化革命形象”。 由于两人工作上的差距，再加上两人性格上的反差，使得张仃心理上的落差越来越大。 他动不动就对陈布文发脾气。她不但不生气，还在带孩子、做家务的同时，不断地安慰张仃。为了顾全张仃的面子，陈布文瞒着丈夫，偷偷求人让他进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当了一名教师。可即便如此，张仃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1940年夏天，在周恩来副主席安排下，张仃只身去重庆参加“文化统战”。当时，陈布文已经身怀六甲，只好带着女儿乔乔留在延安。独自在延安的陈布文还是能够融进作家、知识分子大本营的。她参加过“战地写生队写生画展”，加入了“青年艺术剧院”。在延安的作家圈子里，陈布文的才华，深得作家丁玲和萧军的赞赏。 当年冬天，在延安的窑洞里，陈布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那一天夜里，风特别大，门被吹开了，一只狼窜了进来。所幸有惊无险，后来，她给这个小男孩取名为“郎郎”。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中央计划撤离延安。为防路途中孩子哭闹，规定一家只能带一个孩子。女儿乔乔已经懂事，陈布文只能忍痛把刚满周岁的郎郎交给组织，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红军家庭。 陈布文虽然退居家中，却经常关注社会时事，尤其对文化青年格外关心。对遇到的年轻人，她像母亲一样来关怀他们。儿女的同学、同事或朋友等晚辈，只要领到家里来，向她请教任何问题，她都会有问必答。她从来都是和颜悦色，从来没有对他们表示不耐烦，真正是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工艺美院的学生丁绍光、庞媛等，也都是她忘年交的小朋友。 1956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毛主席关注，一时成为文坛新生力量，受到追捧。然而，他却意外便收到了陈布文的一封信，信中率真地表达不同的见解。 陈布文与众人迥然相异，以一信之缘竟成为了王蒙心中的知己。一个月后，王蒙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农场，背石头、种树、迁坟、钉马掌，干了几年的体力活。此时，陈布文给他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这封信让王蒙几十年来念念不忘。 1958年，著名画家丁绍光在中央工艺美院读书时结识陈布文，受到布文老师的教导，自此开启了漫长的交往。 1962年底，丁绍光分配到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直至“文革”被关押，都一直与布文老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陈布文的一百封多书信承载着她的性情、精神，在特别的年代不断传送温暖。丁绍光称那些密集的书信：“不是一般驱寒问暖的家书，那是一个在特殊年代又超越年代，闪烁着永恒、崇高、智慧的光华！”在丁绍光的心目中，布文老师如永恒的慈母、导师、女神般地存在，没有人可以替代。 “文革”期间，张仃蒙难几乎九死一生。他带学生采风被诬蔑为“搞流派”，临摹毕加索作品被诋毁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受到批判。昔日的开国大典总设计师，挨打受辱、烧锅炉、打扫厕所，一夜之间坠入深渊。而陈布文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在张仃身边，为他铺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陈布文为保护张仃，让孩子们轮班守护他，“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 陈布文十分关心几个孩子的生活、成长及精神状态，给予子女们最大限度的爱。家庭生活无论何时都是艺术化的，简洁的装饰，书籍随处可见，陈布文主持全家人一起朗诵诗歌，分享阅读心得。纵使后来张郎郎因“太阳纵队”文化沙龙入狱，陈布文也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她有自己内心的秩序。 张郎郎于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1962年，他创办了“太阳纵队”诗社，却在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被判了死刑。 不久，张仃和两个子女被关入牛棚或隔离，两个小儿子也下乡务农了。陈布文一个人坚守在家里，把有限的生活费用分成若干份，或邮寄给失去自由的亲人，或给在农村的孩子们。她一个人坚强地撑起整个一个家！ 1970年3月5日，张郎郎在即将被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总理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8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 1974年，张仃因病回到北京。陈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间农民废弃的老屋，让他得以静心养病。张仃的心越来越沉静，57岁的他又拿起小学生的墨盒和毛笔，开始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而陈布文依旧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让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1979年，张仃在北京举办了“平反”画展，他创作的焦墨作品首次亮相，人生也迎来了第二春，无论是名声还是威望，都大大提升。 当时，全家的情况都好转了，可是陈乔乔的生活却陷入困境。那时候，她身心劳累不堪，可是为了支持女儿开始新的生活，再次全力以赴。将外孙女薇薇接到北京来带养。20 世纪 80 年代初，三儿子张大伟在一度发不出工资的庐山中学当老师，陈布文就以各种方式帮助他，给他写了许多书信，让他开阔眼界，大步走向未来。在她的影响下，子女都喜欢阅读、思考和写作。寥寥18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荒诞派剧本《日蚀》，后来又写作了大量的长诗、短诗、剧本、小说、散文、小品，而许多手稿上，都要有母亲改动、修订的笔迹。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母亲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陈布文洁身自好，却有时也“盛气凌人”。她对一些看不上眼的人，不但不给好脸色，甚至当面痛斥。一次，一位老友来家做客，在聊天时不觉自鸣得意起来，对布文说：“现在咱们老伴儿都是院长了，咱们……”话音未落，陈布文就说：“你是什么夫人是你的事，如果你再说这种话，就立刻走人，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文化名人来找张仃喝酒，陈布文去开门，一见到是他，就迎面怒斥他：“赚了点儿稿费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断然抛弃你太太和孩子，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吗？”说完就把门摔上。那位文化名人悻悻而去，从此再也不敢上门。 陈布文在晚年时期，经常挑灯到半夜，似乎又回到当年的状态与心情，阅读和写作成了她每天最主要的功课。她创作了大量的有关风物人情的散文，大多发表在《文汇报》《大公报》上，追今抚昔、品味艺术风景，所写内容轻盈质朴，却字字凝聚着她自由自在的主体精神。不难看出，她在日常中是一个她在日常中是一个温柔浪漫、充满诗意的生活艺术家。 陈布文热衷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就算做了“火头军”，也依然对它们保持着很高的热情，只要有空她就会写会儿字，她的书法温柔典雅而又苍劲有力，写的每一幅字都可称为书法精品。即使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尽管手抖着，她也写下了最后的书法作品:“让我自由自在的凋落吧”。 她还喜欢学习京剧，不但与著名的梅派程派传人一起唱《荒山泪》《风还巢》《四郎探母》，而且还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来家里指导唱腔唱法，一起高声唱曲低声吟诵。每一次，她都能重拾心境再出发，这种安乐自得的心境也符合儒道精神，因而也成就了她传统文化精神特质，无可厚非，让人诚服。 1984年，陈布文患了“厌食症”，长时间不吃任何食物，只喝一点儿热姜茶之类。她的身体太虚弱了，尤其是晚上总是难受地哼着。然而，她知道已经病入膏肓，坚决拒绝去医院治疗，儿女们哭着祈求她吃点东西，她虚弱地说道：“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中秋节的第二天，是陈布文的生日，她挑了蛋糕上一朵奶油花儿吃着，她深情地说道：“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梦中都想闻家乡的油菜花香。”她对家人讲儿时的日常生活，讲过年时用胭脂点前额，还讲她如何抗婚。说着说着，两行清热的泪水从她眼角慢慢留下…… 1985年12月8日凌晨，一代民国才女、文坛奇才陈布文先生去世了，她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是：“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根据陈布文生前的愿望，儿女们把她葬在武进，墓地极为简朴。那是布文先生的故乡，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她退出人生的舞台，又回到了出生的原点。 无论生前身后，陈布文都是寂静的。直到2017年，作家王蒙出版了长篇小说《女神》，陈布文这个名字才在文学领域得以一现。 王蒙说：“女神并不是只有一类，陈布文则出类拔萃，迥然相异。”他用“非虚构”手法从生活中探索她的本真。描写陈布文平凡又伟大的一生，为人们呈现出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女神人物形象。王蒙更是给予陈布文三个十分卓越的评价：“最文化的家庭妇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 2020年，陈布文先生诞辰百年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评论家、学者李兆忠编选的《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春天的来客》收录了陈布文辞世后留下的二十余万字未刊稿，其中包括她创作的大量小说、散文、诗歌，以及书信、日记等内容。她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审美格调，都与纯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相承，叙事优雅节制，文笔清逸质朴。而其中的精品，即使以今天的审美标准，依然熠熠生辉。 陈布文先生传奇的一生，是与文字创作紧密相连的。斯人已去，如今，我们同样能在其文字中看到一位优秀的妻子和一位伟大的母亲的身影，看到一位饱含艺术风度、秉持精致简朴的生活态度、有气节有信仰的自由女性形象，领略这位不平凡女性的异样风采。文/肖 飞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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