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福建的土楼、江南的粉墙黛瓦、广州的老骑楼……这些透视着民族历史、折射着传统文化、镌刻着城市纵深记忆的建筑，早已成为流传千古的文明。然而时至今日，轰鸣的推土机正无休止地铲除着传统的痕迹，古老建筑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文明在喘息，历史在呻吟。如何抢救这些面临灭顶之灾的文化遗产，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全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在为之呕心沥血。在北京就活跃着一支默默无闻而又勇于献言献策的文保工作队伍，德高望重的谢辰生先生就是其中执着的一位，他如一匹负重扬蹄的骏马，疾驰在一条充满艰辛也充满希望的大道上。

热血青年　知遇伯乐

　　谢辰生，192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常州。自小受家庭熏陶，爱好文史。其祖母朱夫人善书能文，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长恨歌》等，并给他们讲《史记》、《西游记》、《聊斋志异》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祖父谢愃，嗜书成癖，《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悉数收藏，插架甚丰。谢辰生的哥哥谢国桢，博学多才，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耳濡目染，谢辰生自是文采斐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喜爱备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当时正上高二的谢辰生毅然辍学，从北京出发，准备和弟弟、侄女一道奔赴延安。谁知因战火南迁，中途受阻，未能成行。
　　1946年春，谢国桢因其父在河南安阳病危，经周扬介绍，通过解放区返乡省亲。途经邯郸，遇旧识范文澜，又结识杨秀峰，二人委托他到上海为华北大学购买图书。处理完父亲丧事之后，谢国桢带上弟弟谢辰生一块赴上海购书。
　　甫至申城，著名文物鉴定、金石、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先生请谢国桢兄弟俩吃饭，郑振铎先生也在。席间，得知郑振铎先生既要从事民主运动，还要研究文物，事务繁忙，于是徐森玉介绍谢辰生帮先生做事。谢辰生笑着说，虽然未能在上海“安居”，他却从这里开始“乐业”。
　　跟随郑振铎先生的最初几年里，谢辰生参与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后来从事文物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郑先生对文物的挚爱，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
　　谢老回忆说，1947年，时值解放战争，有很多珍贵文物通过上海流往国外，陶俑即其中一种。郑先生对此深感痛心，但他又无力将所有可能流到国外的文物全部收购下来。之所以选择陶俑，是因为其价格比较低廉，即使这样还需多方筹款，负债累累，才能及时抢购，以尽量减少其流往国外的损失。从1947年春到1948年冬，郑振铎不惜倾尽家资，在上海购得汉魏六朝隋唐俑600余件，后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在此期间，他还痛感中国大量古代珍贵书画流失海外，下决心收集资料整理出版作为祖国文物流失的历史纪录，先后出版了《蕴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西域画》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谢辰生说郑先生抢购陶俑是为了说明“楚人之弓未为楚得”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以激发国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爱国热情。

行于学先　倡“后勤论”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谢辰生跟随着首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兼社科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来到文物局任职。新的工作环境，面临着新的抉择。是从事专职的研究工作还是到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要说个人意愿，无论是他的文史功底，还是跟随郑振铎先生的数年所学，谢辰生更倾向于前者，但令他意外的是郑先生却帮他选择了后者。
　　当时的他可能没想到，这无心插柳之举，竟成了他一生奋斗的事业。
　　提起建国初的文物局，谢辰生一脸自豪：“当时文物局的确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全国的文物专家汇集，学术气息甚是浓厚。”当年文物局下设三个处，局长郑振铎，副局长是后来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王冶秋，博物馆处长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副处长是中国博物馆学、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文物处副处长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图书馆处副处长是彭道真、万斯年，而罗福颐、徐邦达、傅忠谟、陈明达、罗哲文以及后来的顾铁符、马耕渔等这些当代的文物界名家在当时都只是文物处业务秘书。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