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把根留住(3) 人文常州

　　在这风口浪尖，谢辰生等人以笔作武器，挺身而出。
　　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的前半部分顺应时势，充满了激情、火热的“文革”词语，可是后半部分却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当年《文物保护条例》的翻版!
　　回忆起这段往事，谢老心情激动。当时“中央文革”的人找到谢辰生，让他起草一个文物保护方面的文件，谢老和一些同志就如何使这个文件做到“新面孔、老内容”进行了缜密的构思，最后由谢老执笔完成。
　　这个文件以保护文物图书的意义、目的、作用等做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七条具体意见，对在“文革”中保护文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国务院公布的180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除西藏一座寺庙被破坏外，大部分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古石刻、古墓葬等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来说，这个中央文件的“重量”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文件的起草人，谢老功不可没。
　　在“文革”中，文物工作一方面受林彪、“四人帮”提出的扫荡一切历史文化遗产等极左思潮的影响，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以周总理为代表的重视文物保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物工作者，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把文物破坏减少到相当的程度。
　　所以“文革”中，文物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金缕玉衣、铜奔马、马王堆、帛书、《孙子兵法》、秦兵马俑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而且轰动了全世界。
　　要说“文革”期间起草保护文物的文件让谢辰生先生绞尽脑汁，那从1979年开始酝酿起草的文物保护法更让他煞费苦心。历经多年努力，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是文物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纳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

义不容辞　上书力谏

　　自古以来，上书者众，虽效果不一，但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超常的勇气和智慧，却让人心存敬畏。
　　且不说三国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片赤诚，也遑论近代康有为主张变法救国的“公车上书”，单表谢辰生先生近年来为了保护文物给中央的一系列“上书”，其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1984年给胡耀邦同志上书，反映文物与旅游的问题；1985年给谷牧同志上书，反映古尸展览问题；
　　1994年给中央领导同志上书，表明他对广东虎门靖远炮台因修建高速公路中架设桥梁而移动的立场。
　　一联串的“上书”，无不是关乎文物保护切身命运的大事。
　　近年来，随着北京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随着政府对旧城区拆迁力度的加大，文物保护形势日益严峻，谢老给中央的上书也更加频繁，而由此引起的强烈反响则让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津津乐道，信心倍增。
　　2002年9月7日，吴良镛、谢辰生等25位专家、学者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信中说：“近来，北京以迎接奥运，建设新北京为名，大张旗鼓地违反总体规划和北京市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有关法规、规定，对历史文化名城传统街区进行大拆大建，严重破坏举世闻名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格局、风貌。”他们认为“传统街区胡同及民居建筑是北京的优秀的人文遗产，是北京独有的资源，这种遗产一旦毁掉是不可再生的，也不符合人文奥运的精神。”为此，向中央领导强烈呼吁：“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朱总理对此进行了批示。
　　2003年谢老又给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上书，反映北京旧城改造问题。
　　2003年8月19日，谢辰生先生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向中央呼吁，恳切请求中央支持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正确政策。”信中说：“北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保护好并使之传至后代，不仅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历史责任，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北京古城是国之瑰宝，是民族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对它的保护是有国际影响的。”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