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活在农村，条件有限，但我一直喜欢看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破“四旧”、批“大毒草”和“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等的冲击，大量的书籍都被“横扫”了，人们除了背“语录”外，几乎没什么书可以看了。我买了本介绍中草药的书，没事就看，甘草、当归、熟地、乌头……产地、药性、功用、炮制……后来都能背下来了。那时，农村缺医少药，读了这本书，还真是派了用场，就连我孩子出生都是我自己接生的。

　　文革结束了，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希望。我到北京去拜望王世襄先生，先生带我看故宫收藏的竹刻精品后，又领着我去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的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想看看馆藏竹刻作品。王先生与史先生很熟，私交好，两家也靠得近。王先生讲过一个他们俩一起“捡漏”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在地摊上吃粉皮，觉得盛粉皮的盘子是个“开门”的古物，于是两人凑了5元钱，连粉皮带盘子一起买下来，粉皮吃完，盘子拿回来，捐给了博物馆。如果把盘子留到现在，拿去拍卖，肯定不是小数目。可见，他们要想发财不是难事，但他们生活过得很是清贫。

　　世襄先生带着我，走进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来到史先生家。他向史先生介绍我，说我是常州来的，喜欢竹刻。史先生问我，竹刻作品带来没有？我随身只带了一件启功先生题写的书法臂搁。史先生看了后说，“竹刻上的起首章就不要刻了……”史先生给我冲了杯饮料，又苦又甜，我从来没有喝过。王先生见我一脸窘相，连忙解释说，这叫“咖啡”，是史先生高规格招待我。进到史先生的书房，藏书之丰令人吃惊。

　　四面墙边都是书架，书从地上一直码到顶，而且都是线装书。书房里挂了一幅字，是叶恭绰写的“竹影书屋”，因为有个“竹”字，所以我觉得特别亲切。书房的窗户下是一张红木的大写字台，两张凳子，甚是整洁。史先生的儿子拿出几幅字画，说是正在研究。我记得有一幅是扬州八怪的，还有查慎行的。

　　看着史先生的书房四面全是书，我想到了成语“坐拥书城”。没有看到这么多藏书，是不容易理解“坐拥书城”这四个字的。再想想王世襄先生的家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家具，地上也摆满了古董，又挤又乱的，跟捡垃圾似的，但个个都是宝贝。从整洁度上看，两家反差很大，这也恰恰体现了两位文博大家的爱好和风格，所谓“各有千秋”吧。

　　从史先生家出来，挤公共汽车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史先生的同事、学生已经在恭候了。一位学生将一堆信件交给史先生，史先生对世襄先生说，每天都要看一大摞信，忙得没有时间了。有一位学生很是机灵，二位文博大家在一起很是难得，就拿出相机要照。二位先生很自然地站在我两边，我吃了一惊，迅速换到王先生的右边，让王先生站在中间。能跟二位先生合影已经很幸福了，我哪能站在中间，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可惜的是，那张照片后来不知放哪里去了。我还时常想那张照片，二老都仙去了，我也只能回忆回忆，心里不胜惆怅。

　　照相后，王先生提出看竹刻藏品。史先生对我说，“不巧了，库房正在改装，竹刻藏品也不多，留青竹刻很少，有机会你拿一件来。”我愣了愣，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是王世襄先生替我答应了，连说，“这是好事、好事……”尽管没看到竹刻藏品，史先生还是陪着到地下室的库房看了看，地上都是装修材料，以及盛放文物的大铁柜。回到一楼，又看了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文物，多是些金银器、秘色瓷器等，王先生说都是些国宝。

　　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出来，我们三人又挤公交车到了琉璃厂。琉璃厂有一家很大的书店，专门卖古旧书籍。在书店门前的地摊上我看中一个观音头像，比拳头小一点，瓷的，我想买。王先生说这个瓷器不好，叫我不要买。后来我还是买了下来。书店里人很多，大家都在选书，每人手上都拿着书店的购书票，书票比明信片要小，暗红色的。那个时候，吃饭要粮票，买书要书票，凭票买书，还有折扣优惠。王先生、史先生也都有这家书店的购书票。我紧跟着王先生，帮着拿书，也生怕走散。王先生选书很快，看一本，拿一本，我就接一本。不一会儿功夫，书就堆到了我的颈脖子，估计有四五十斤重，只好先找个地方堆放。再看史先生，他买了三大堆，都是些大部头的书，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黄景仁的《两当轩集》，还有苏东坡、康有为、曾国藩等人的书，有些是曾经的“反动”书，我看了还心有余悸。史先生还不过瘾，还想买，我从来没看过这样买书的。那时没有竹刻方面的书籍，我就买了《李一氓文集》、《菜根谭》，以及十多期《文物天地》杂志，这些书在常州是看不到的。

　　后来，史先生找人去叫三轮车，我便和王先生先走。我肩上扛了几十斤书，挤上公交车，弯腰放下来，透口气。一抬头，看到旁边站着一位外国女郎，黄头发、白脸孔、蓝眼睛、红嘴唇，微笑着，漂亮极了，我这个“乡巴佬”看了两眼，便不敢看了。回到王先生在芳嘉园的家，已经12点多钟。王先生从门口的信报箱中取出一大堆信件和报纸，国外来信不少，还有英文报纸。王先生看英文报纸看得非常快，是翻一翻，看两眼就丢在一边。我觉得王先生真是位奇人。

　　吃了饭，王先生从房间里拿出一个紫青色的盒子，盒子边上印有金色的“紫禁城”字样。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瓷器，释迦牟尼半身像，佛像面相庄严、慈祥，嘴角隐隐微笑。跟我买的观音像一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尊白瓷佛像没有上釉，我也不知道什么窑口，只记得王先生说是文革抄家抄走了，后来又发还的。王先生将这尊佛像送给我，我大喜过望，谢了又谢。

　　辞别王先生，他坚持把我送到马路上。我一直抱着佛像，乘地铁回到石景山八大处附近的一个部队招待所，那是我弟弟范尧荣在北京打工时的住地。那次进北京收获很大，至今难忘，也愈发怀念世襄、树青两位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