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学院，其前身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20世纪初叶由丁甘仁等创办。这在当时，对于中医界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关于中医教育，大致可以说自从有了中医，也就有了中医教育。最初，我国医学的传播是以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为手段。这种教育方式，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就已经很普遍了。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的记载。大量医书的编写和出版问世，则标志着医学教育已从原始进入成熟阶段。我国最早的学校式中医教育，产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此后，历代朝廷均设有宫廷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院)。唐宋以后，州、府、郡、县也建立了医学教育设施。然而，在民间，中医教育则主要的还是传统的师带徒、父传子的教育方式。
        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的诞生和发展，是在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西方医学大量涌入中国。外国传教士在广东、上海等地开办医学校培养西医人才；中国的洋务派也仿效西方模式，开办了天津医学馆、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堂等西医学校。那么，中医向何处去呢?
        1911年1O月1O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政府。民国元年(1912)七月，北洋政府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旧的学堂制，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并由教育部制订颁发统一的学程科目。会后，北洋政府陆续公布了中小学法令和大学规程。然而，在大学规程第八项“医学专科学校”的规程中，103款内容却唯独没有中医药学科的内容。这使数十万中医第一次从心底里感到被歧视，被遗弃，对执政者的“数典忘祖”痛心疾首。全国中医中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作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社会上报刊呼吁、集会抗议、团体请愿等纷纷不绝，但得到的回答却仍然是被拒之门外。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声称：“余今后决意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则，是难以照办的。”由政府开办中医教育的大门被关紧了。
        就在医学面临着社会科学文明飞跃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行政当局采取歧视压制政策的危难关头，丁甘仁举起了捍卫中医、振兴中医的大旗，联合医界同道和社会贤达，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丁甘仁(1865—1926年)，名泽周，字甘仁。江苏武进孟河镇人。从小聪颖，斐然成章。12岁时，跟圩塘马仲清学习歧黄之术。后又拜马培之为师，勤学钻研，寒暑无间。还先后问学于族兄丁松溪、安徽汪莲石及张聿青等，广采各家之长，医术日精，造诣益深。学成后，丁甘仁先在无锡、苏州等地行医。1896年定居上海，经巢崇山介绍，在仁济善堂设诊，后又设诊于广益善堂。由于治疗伤寒时疫及烂喉丹痧得心应手，医名大振，连在上海的西方各国人士，也重金争相请他治病。
        丁甘仁医术精湛，乐善好施，在医界声望极高，有“孟河宿学、歇浦良师”和中医界“祭酒”之美誉。他还是一位热心于振兴中医事业和社会慈善事业的中医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中医界的各种社团活动，担任过上海许多慈善机构的董事。如广益善堂、仁慈善堂、仁济善堂、位中善堂、南部一善社等。还是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上海医学会、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等中医药团体的发起人和领导人。
        丁甘仁非常重视中医教育事业。对于北洋政府“临时教育会议”偏重西医漏列中医极为不满。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列数中医学与中医教育的重要性，敦促当局改变歧视中医的态度。他指出：“我国之医肇自上古，代有名人，典籍灿然，蔚为巨观，最精国粹，实惟医学。盖医学之兴衰，惟教育为之关键。近代以来，我国数千年神圣医学日就式微而沦丧，而西医所以日新，其成败关键就在于教育。国家重视教育，所以能奔走天下之人才，咸集斯道，医道所以日新也。”(《公民丁甘仁等为筹设上海中医学校呈大总统文》)他认为“昌明中医，莫如设立医学堂”，他早就想办一所中医学校。1913年，北洋政府要臣袁乃宽生病，西医治不好，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请丁甘仁诊治。丁向袁宣传要办一所中医学校，以振兴国术，改良医学，培养人才，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这年10月24日，丁甘仁在中华医药联合会开会之机，继续呼吁给予中医平等地位，并具体提出了在医、药界内集资办校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沪上医、药两界人士广泛的支持。于是丁甘仁制订了周密的办校计划，联络上海著名人士，以十分的热诚，百般的毅力，从1913年起，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筹措资金、选配师资、设置课程、呈报立案以及选定校址、制定规章制度等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所走的路子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汇通的路子。这反映了当时一代中医精英们面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既坚持保存中医自我的精粹，又勇于吸取西医之长，敢于走一条发展中医的新路子，使中医“复辉煌灿烂于二十世纪之中”(丁甘仁语)。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