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这是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写的名诗。“刘礼部”，即礼部主事刘逢禄。“虫鱼学”，指古文经学，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这首诗表达了龚自珍遇到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时的崇敬、钦佩的激情和愿意跟随他高举公羊学大旗的志向和决心。
        刘逢禄(1776—1829)是刘纶的幼子刘召扬和庄存与的次女庄大恭的儿子。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侍奉乾隆几十年的心腹大臣，在朝臣中有广泛影响。1814年，刘逢禄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中进士，进翰林院，入礼部。刘逢禄潜心研究公羊学20年，完成了公羊学系列著作：《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谷梁废疾申何》、《箴膏盲评》、《左氏春秋考证》、《论语述何》等等。刘逢禄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他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显示了公羊学乃是有义理、有例证、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这部著作把公羊学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刘逢禄本人则因此成了常州今文经学派最主要、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正当刘逢禄渴望形成有力的学派的时候，遇到两个青年学者龚自珍和魏源，一拍即合，龚魏两人拜刘逢禄为师。刘逢禄以极大的热情培养这两位以后成为晚清今文经学健将的年轻学者。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和魏源在京师跟随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两人明确宣告自己敬从师说，要做公羊学说微言大义的继承者。
        龚自珍、魏源才华横溢，本已名满京师。现经刘逢禄这样的大师提携举荐，声誉益高。从此，“龚、魏”并称，成为清代公羊学的新一代旗手。
        龚自珍(1792—1841)，浙江杭州人。他是段玉裁的外孙。从小跟随母亲段驯学习诗文。他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成就受母教的影响很深。12岁起，外祖父就授以《说文解字注》，教给他在文字学和考证学方面的学识。他从小跟随父母在京城生活、读书。19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入武英殿任校录。以后，长时间在礼部任职。从他的祖父起，三代人供职礼部80余年，所以他熟谙礼部掌故，洞悉官场内幕。21岁到25岁期间，父亲先后任职徽州、上海，他又跟随至皖南、上海生活了数年，有机会接触地方名流，了解地方民意社情，看到所谓“乾嘉盛世”正在下坡路上急剧滑落，大地主、大商人穷奢极欲，封建统治已腐败不堪。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他能写出《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名文，深刻解剖社会危机，揭露专制统治的罪恶。他与刘逢禄的交往，就是出于共同探求社会变易思想武器的结合，有其深刻的时代上和学术上的必然性。这个时期的刘逢禄，已经是自觉地继承董仲舒何休至庄存与公羊学说，写出了公羊学系列著作的公羊学大师；而龚自珍对公羊学说则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已经从观察社会生活、研究历史变迁中提炼出一套“变”的哲学。他尖锐地指出：没有八百年不亡的一姓王朝，但是天下有亿万年不变之道。这个“道”就是死守祖宗的老办法必定灭亡。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时代变了，老办法也就再也行不通了。众人要求改革的潮流是无法抵挡的。他警告清朝统治者，不改革必将灭亡。他发挥《易经》和《公羊传》的变易哲学，牢牢把握住公羊家法“变”的核心。这是青年龚自珍与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结合的深刻基础。而龚自珍发挥公羊学说，已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它更紧扣时代危机的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龚自珍问学刘逢禄，下决心以公羊学说作为自己治学的旗帜。龚自珍发扬公羊家法把学术与政治密切结合的传统，深刻领会公羊学说“变”的精髓，变革旧制度，挽救危机，寻找富强之路。龚自珍把握了嘉、道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站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了近代改革派的先驱。
        龚自珍对公羊学的三世说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不拘泥于何休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具体解释，而是把“三世说”作为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哲学武器，从哲理的高度，论述社会变迁的必然、危机时代的到来，论证封建统治到了衰世这一时代的中心课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集团的腐朽习气。憧憬一个政治开明、人才涌现、个性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从而把公羊哲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