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齐梁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梁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三者互相融合，形成了精深悠远的思想体系。佛教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一部分，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佛教文化的本土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和推广者，是中国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者，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他的佛教思想成为齐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研究齐梁文化不能忽视齐梁佛教文化和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

        一、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

        梁武帝（464—549）姓萧名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万绥）人。萧衍少而笃学，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六艺皆精，至于阴阳星相各种学问，无不精通。萧衍即位称帝后，史载他“虽日理万机，犹卷不缀手，燃烛侧光，常到戊夜”。他不仅是魏晋以来的一位博古通今的皇帝，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帝王。

        萧衍的佛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断酒肉文》、《梵网经》、《孝思赋》、《净业赋》及数百卷诸经解义和诏书里。其核心内容是“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真神，即指人的善性）。

        萧衍在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认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为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他一面大力倡导儒家以维护纲纪，另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他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四次舍身同泰寺，大大提高了佛教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为“三圣”，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视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然后，他在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后，又觉得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因而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们，把佛教定为国教，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道二教为补充的理念体系。萧衍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从而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封建统治。

        佛学由于和玄学合流，进而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作为宗教来说，佛教既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适应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又有一套因果报应迷信的教义，可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因而绝大部分上层人物都提倡这种宗教，致使当时佛教大盛。而道教此时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仪式，与佛教并存不废。同时，儒家的礼法观念始终在整个社会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对经学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甚至有时儒学还占据优势。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逐步形成，三教之间互有影响，在思想上也相互有了融合。萧衍的三教同源说，正是这种历史事实在理论上的反映。

        萧衍提出“神明佛性说”，特别突出了《涅槃经》所提示的成佛根基的内在性，以有情众生自身之内的心神作为成佛的正因之体，同时也就把心识视为生命体的根本和标志。萧衍强调心识虽有生灭的异用，但心体神明之性不移，“以其用本不断故，成佛之理皎然”。神明之本体不断，则能知诸法实相之性不灭，有此潜能，终究能够证悟真实佛法而得解脱，在这个意义上，神明是成佛的根基。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和诠释，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特色。佛性说本质上就是对于成佛的原因所作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大涅槃经》主要就是从因果的角度来阐明佛性，尤其在《狮子吼品》中表现得更明显。在梁朝宝亮奉敕编撰的《大涅槃经集解》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竺道生，到僧亮、僧宗，再到宝亮的诸位中国义学高僧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佛性问题内在的因果联系，因此他们总是力图从因位、从果位、从因位至果位等方面来说明佛性的意义和作用。

        萧衍在佛学上还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与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涅槃学讲人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个佛性是人生成佛的内在根据，《涅槃经》中对佛性有多种解释，都不出佛学的范围。他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立神明成佛义，以不灭的精神实体“神明”作为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即是佛性，由此而成为南方涅槃学重要的一家。吉藏《大乘玄论》、均正《四论玄义》和元晓《涅槃宗要》对此均有记载。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