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萧衍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鼓吹者、推广者，是中国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者，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

        三、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

        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67）正式传入中国后，首先取得帝王的支持和信奉，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萧衍当皇帝的时候，外来的佛教受到正统儒教和传统深厚的道教的顽强抵抗。梁武帝以菩萨皇帝的身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

        萧衍是一位佛教理论家，对佛教理论的贡献巨大。他对佛教经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诠释，从理论上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萧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策》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躬制赞、序等凡六百卷。关于佛教的著述前面已经讲到有《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诸经解义共数百卷。其佛学造诣精深，由此可见。

        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他调和了佛教内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间的矛盾。他说般若是因，涅槃是果，二者互相依存，不分优劣。经过他这种解释，主张客观万有皆是“空，（非有非无）的般若学和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就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抒情诗是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释佛性，强调内心清明，平时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这便是所谓的“真神佛性”说的主要内容。

        综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萧衍最大的贡献是使佛教本土化。他在执政期间，利用皇帝的身份，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把外来的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收录在《广弘明集》中萧衍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土化。在梁朝，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正是萧衍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萧衍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僧人头上留戒疤，推行了佛教的全面素食，也是源于他。萧衍确立的大乘佛教伴侣制度，流传至今，一直被沿用，并对日本、东南亚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佛教历史上，他与印度的阿育王，相互辉映。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在他执政期间兴盛起来的斋会、水陆道场经久不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程式流传至今日。萧衍亲自阅读经藏而协助编修《水陆仪轨》，设水陆大斋，使得冥阳两利，恩泽古今。相传梁武帝的皇后郗氏，性好嫉妒，往生后堕为蟒蛇，痛苦不堪，因而求助于武帝。武帝为超度其夫人郗氏，制作《梁皇宝忏》，请僧礼忏。这部忏法，绵延一千几百年，直至今日仍在唱诵。而现在仍然流传在常州地区民间的“宣卷”（一种佛事），据说也就源于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萧衍受菩萨戒，有“菩萨皇帝”之称；承受萧衍同时受戒者，有四万八千人，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萧衍常行普同供养，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如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等。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大众讲经，这是历代帝王中前所未有的。他自受菩萨戒后，就严守戒律，断绝房事，不饮酒，不取乐，除宗庙祭祀大会，或其他法事外，他从不举乐。他亲自撰述佛书、提倡译经事业、建造寺塔、讲经法会，乃至于舍身、放生、布施等，在位时，寺院增加八百余所，僧尼增加五万多人。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寺院之多的生动写照。《杜阳杂编》云：“梁武帝好佛，造浮图，命萧子云飞白大书曰萧寺。”以至后世多指佛寺为萧寺。萧衍广建寺庙，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南朝佛教文化的兴盛。他在位期间，创建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等等著名寺院十余座，其中有为追思父母而建大智度寺与大爱敬寺。在萧衍故里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万绥）有萧氏家庙多处。萧衍做了皇帝后舍祖宅为寺，建“智宝寺”作为家庙（常州民间又称兰陵寺、万岁寺），后来，又在智宝寺旁建“万岁东岳行宫”，后称东岳庙。“行宫”的级别高于“庙”，它有三大特点，一是门朝东开，象征着紫气东来。二是正方形，显示皇家气派。万岁东岳庙级别甚高，负责管理江南所有的东岳庙、城隍庙和土地庙。三是建有“三老殿”，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在其他庙宇甚为少见。萧衍还在今常州孟城黄山山麓，为他的妻子郗氏修了一座家庙“九龙禅寺”，并在庙中为其母亲张尚柔设立“慈母堂”。虽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在齐梁故里的常州孟城，至今还保留着万绥（岁）东岳庙和黄山九龙禅寺等寺庙，见证了这段历史。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